我們一講“詩教”，首先想到的就是《詩經》教育。其實不僅僅是《詩經》，更不僅僅是小子、文士的專屬教育，詩歌教育已歷承千載，而女子的詩教更是在古代男權系統(tǒng)下奮力生長的生命力量?！都t樓夢》是微觀清代社會高門大族、市井百姓生活面貌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反映明清之際，女性詩歌教育的絕佳典范。從紅樓女子的詩教，我們可以窺探出中國古代詩教在女性身上呈現(xiàn)出的零星光芒的綻放。

　　女性美德的培養(yǎng)一直是中國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變的主題。晚明李贄“童心說”、公安三袁“性靈”說的盛行，使得明清時期女子教育觀念處于矛盾之中，只有文化素養(yǎng)較高的家庭認為教女子識文斷字有助于“見禮明透”，一些開明之士也從“由禮而通詩”的角度肯定女子研習詩文。紅樓女兒們的詩歌教育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產生，并體現(xiàn)出對于固有女性德性詩歌教育的反擊，而此點也正是曹雪芹《紅樓夢》之語的獨特魅力所在。紅樓女子有許多，身份不同，地位懸殊怎堪比附。但唯有在詩詞面前，她們有了樂趣，有了美好，有了平等，有了尊嚴。元春未入宮前自幼系賈母教養(yǎng)，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后“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賈府三春也都跟在老太太一處讀書，“個個不錯”，有自家專門的塾師；李紈在大觀園里除了教姑娘們女紅、讀書就是女德；就連時常來“借住”的史湘云才學也是極佳的；黛玉在進賈府前，林如海就聘請過賈雨村為黛玉的私塾老師；寶釵父親在時，也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同時，賈府的讀書環(huán)境和讀書氛圍為女兒們提供了良好的詩教環(huán)境。此外，家庭戲曲演出的熏陶，也為她們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牡丹亭》《西廂記》等優(yōu)秀戲曲中的曲詞詩句，更能夠感染人，形成藝術共鳴。這些均可見當時富貴人家女子的啟蒙教育情況。

　　在大觀園中，詩教更是無處不在。詩歌是她們的生活方式，也是趣味的學習模式。

　　大觀園中五次結詩社，描寫得最具特色的是前兩次大型詩社活動：海棠詩社和菊花社，分別在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和第三十八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兩回。海棠社這回寫的是限韻詩，探春、寶釵、寶玉、黛玉、湘云各自做了《詠白海棠》的詩，其中寶釵第一，黛玉第二，寶玉押尾。菊花社這回，湘云主邀，寶釵出題（湘云補充），題目是《憶菊》《訪菊》等十二個，各認一題或數(shù)題，走律，不限韻。林黛玉的《詠菊》《問菊》《菊夢》被評為十二首中的前三名，探春、湘云居次，寶玉再次落地。每逢節(jié)日慶祝更是要一番命題限韻寫詩，評出個魁首來才好。這種結社做詩、聯(lián)詩賽詩活動，是寶玉和女孩子們經常拿來閑遣時光的游戲，卻有評有述，而寶玉雖也參與其中，詩卻做得總是比較差，更體現(xiàn)出在中國古代，閨閣女子的詩詞創(chuàng)作絲毫不遜色于男子。家庭成員之間的學習切磋，實際上就是詩歌創(chuàng)作中面向現(xiàn)實、互相啟發(fā)、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自我教育過程，對女子詩教成長有著極大促進作用。

　　大觀園的女子們在詩歌中吟詠生活，互相學習，也有所提高。即使是最普通的女孩子，如香菱，也習詩，而且頗有章法。香菱是有別于書香出身的大家閨秀，能夠反映出社會生活中一個最為普通的女孩子對于詩歌學習的渴望。第四十八回中，黛玉教香菱作詩，黛玉認為香菱學詩應當先從王維五律學起，而后是杜甫七律、李白七絕，再者是陶淵明、阮籍、庾信等人，把“詩必盛唐以上”用來作為入門登堂的正確進路和最佳保障。黛玉認為作詩不是什么難事，不過起承轉合，當承轉兩幅對子，平聲對仄聲，虛的對“虛”的，實的對“實”的。其終極創(chuàng)作原則是“若是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是使得的”?？梢婘煊裾J為詩歌創(chuàng)作格局和意趣最為重要，“讀詩不要挑淺近的，否則就學不來了”，作詩要“不以詞害意”。在黛玉“不憤不啟”“不俳不發(fā)”的教導下，香菱竟也悟出：“這些格調規(guī)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香菱能夠在幾日后便能夠與黛玉交流，談出這些體會，說明她對詩歌藝術有了比較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紅樓女子因足不出戶，其詩詞創(chuàng)作往往多是景物情狀的摹寫與感慨。她們所做的詩多以古體、樂府詩為主，近體詩比較少。在詩歌風格上，除了寶釵的“含蓄渾厚”“溫雅沉著”“沉著有身份”奪魁外，整體上都偏向陰柔。如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風雨夕》，黛玉、湘云的“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等?！都t樓夢》中的女子作詩常引用化用唐人詩句。據(jù)王玉統(tǒng)計，《紅樓夢》中涉及到女子直接引唐詩，寶釵5首6處，湘云4首5處，香菱5首，黛玉4首，迎春1首，可見紅樓女子對唐詩的熟識程度。在詩歌化用上，如黛玉“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化自白居易《上陽白發(fā)人》“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探春“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旁”，化用李白《襄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和陸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之詩意；薛寶釵在《牙牌令》其四中的“水荇牽風翠帶長”，引自杜甫《曲江對雨》：“林花著雨燕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而香菱雖是初學者，也可以看出她在“苦吟”中的進步，如《吟月三首》其一中的“野客添愁不忍觀”暗用李白《靜夜思》“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詩意。從引用化用詩歌中不難看出，只要是感興寄情之作均在被使用范圍之內。不僅是黛玉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風雨夕》，寶釵的《螃蟹詩》《詠海棠》《憶菊》《畫菊》，湘云的《白海棠和韻二首》等也都無不彰顯出女性溫婉細膩的內心和高水平的審美鑒賞力。

　　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學術之盛，為前此所未有，婦女也得沾余澤。文學之盛，為前此所未有?！贝藭r期女子教育的內容涉及廣泛，女子的文學藝術教育也頗為興盛，以接受詩詞教育者最甚。其原因是女子比較感性，詩詞的藝術魅力與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相契合。據(jù)統(tǒng)計，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一書中共收錄了歷代著作共四千多種，僅清朝一代就逾三千種之多。（趙冬玉、李健勝：《中國歷代婦女生活掠影》，沈陽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專門收錄清代婦女詩集的作品也有多部，如陳維寂所編的《婦人集》、冒丹書的《婦人集補》、許夔臣選輯《香咳集》和蔡殿齊所編的《國朝閨閣詩鈔》等，均可看出清代女子文學作品，尤其詩詞創(chuàng)作之盛。

　　紅樓是明清女子詩教一隅?？v觀明清之際，雖然正統(tǒng)禮教觀念始終壓抑著女子的才情與熱情，但是思想進步的大家們，為女子讀書而辯護，并親自任閨塾師，使得越來越多的女子享有了受教育的權利，出現(xiàn)了大量以詩才彰顯的女子，如有著“林下風者”之譽的黃媛介、江南才女吳藻、“才華絕世”的顧太清等。她們著作存世的背后，無疑是女子詩歌教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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