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的智慧》，張岱年主編，方立天副主編，程宜山、劉笑敢、陳來撰寫，中華書局2017年11月版，62.00

　　當近代日本學者西周以漢語“哲學”翻譯“philosophy（愛智）”時，不得不說他獨具法眼，因為《尚書》有“智人則哲”之說法，《說文》《爾雅》皆以“智”訓“哲”，可見“智”與“哲”可以互訓，因此以“哲學”翻譯“philosophy”可謂原來有自。這意味著，不管中國學者承認不承認，近代中國哲學學科的確立必然會走上一條追尋智慧之路，至少，自覺地尋覓經(jīng)子中所隱含的智慧是不該忽略的一條中國哲學研究之路。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中國哲學從奠基之時就有一種“反智”傾向，然而“反智”又何嘗不是一種“智”呢？如果承認“智”不僅僅是認識論意義上之對真理的追求，而且包含著一切對宇宙人生的終極問題之探尋，那么“中華的智慧”作為一種迥異于西方傳統(tǒng)的“哲學”便實至名歸。這種“中華的智慧”便是我們古圣先賢所不斷尋覓、探問、踐行的“道”，換言之，中國哲學是關(guān)于“道”的學問，讀書學習是“問道”，學有所獲是“聞道”，身體力行是“志道”。

　　正是帶著這種探究“中華之道”中所蘊含的“中華智慧”之學術(shù)自覺，張岱年先生（主編）與方立天先生（副主編）統(tǒng)領諸高弟（程宜山、劉笑敢、陳來）編撰成《中華的智慧》一書。該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2月初版，近來又由中華書局于2017年11月再版。此次新版補充入部分出土文獻之材料和思想。另外，新版附錄加有參與撰寫的陳來與劉笑敢兩位先生所列兩種“中國哲學書單”，陳先生所列書目除馮友蘭、張岱年、任繼愈、勞思光等“中國哲學通史”類著作外，以傳統(tǒng)經(jīng)典為主；劉先生所列書目則還包含不少時賢之學術(shù)專著。這些書目可備讀者參閱。

　　智人其哲，哲人其智。哲人是智慧的主體，是智慧的承載著、闡發(fā)者。智慧是哲人對世道人生、天地宇宙的獨見獨聞或先知先覺，它注定不是人云亦云的市井常識，也不是循規(guī)蹈矩的老生常談?！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哲學的進步實則是哲人學術(shù)與智慧品格的不斷推陳出新。既然此書旨在探尋古老中華的智慧，故其目次劃分便不再突出時代學風和學派意識，因為時代特色或?qū)W派意識可能會淡化作為智慧擔當者的哲人之個性，這樣哲人智慧就可能隱而不彰，也就沒辦法與一般的哲學史著作區(qū)別開來。相反，本書以哲人或哲學家為目次綱領（僅《易傳》以書名為章目，因作者不可考），以春秋末期之孔子、老子啟篇，以清代之顏元、戴震收筆，涉及兩千三百余年含括九流三教共三十七位中華哲人。如果說宇宙人生之真理是那座“不識真面目”的廬山，那么哲人則是從四面八方排闥而來的觀者，他們所見所思并非一致，但他們卻各有獨出機杼的智慧，一如觀光者會從不同角度去欣賞廬山的遠近高低，哲人會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宇宙人生的然否是非。這部書正是以一種平實的態(tài)度展現(xiàn)兩千多年的中華哲人智慧，少了幾分先入為主的判教意識和褒貶揶揄，多了幾分公允情懷和恕古之道。

　　就具體內(nèi)容來說，此書也體現(xiàn)出作為一種中華智慧的中國哲學。作者們沒有如一般的哲學史或思想史敘事一樣，將中國哲學史視為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觀念辯證運動，也不是以所謂“基源問題”（勞思光）為導向而構(gòu)建每個哲學家的哲學體系，而是從歷代哲人著作中萃取集中體現(xiàn)其哲學智慧的關(guān)鍵思想進行闡發(fā)。這樣，枝葉被芟荑，茅塞被扒開，“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孟子·盡心下》），哲人之智慧以一種最直接的方式朗現(xiàn)出來，可謂是水落石出，云斂日開。比如，關(guān)于孔子之智慧，作者拈出“己欲立而立人”“為仁由己”“過猶不及”“多學而識”等四個核心理念去展現(xiàn)孔子的人生智慧，這里既有被今人稱為交往黃金律的“忠恕之道”，也有被視作康德哲學之“自由意志”的先聲，還有認識論意義上的辯證法和知識論等等。關(guān)于老子之智慧，作者拈出“道為萬物之宗”“道法自然”“禍福相倚”“柔弱勝剛強”等幾個關(guān)鍵理念，既涉及哲人對終極存在的追問，也有對理想政治的向往和對人生存在禍福無常的反思等等。這種對“智慧”之突出的哲學敘事方式不再是宏大的經(jīng)典哲學史撰寫，其展現(xiàn)的是要言不煩、直蹈堂奧的人生哲理，如孔子所謂“為仁由己”，實則是說道不遠人，但看此心如何想；老子所言“道法自然”，是說素樸從簡原是宇宙的最高法則，天地如此，人何以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書旨在突出對中華智慧的探賾，一些被通常哲學史論著所忽略的哲人如墨辯后學、惠施、公孫龍、范鎮(zhèn)、方以智、戴震等也被頗為重視地論及。如作者專章論述墨家學說之“好學而博”的特征，大力表彰墨家學派的“科學學風”；作者將惠施哲學的“歷物十事”（保存于《莊子·天下篇》）進行一一詳闡；作者將公孫龍子的《名實論》《白馬論》《堅白論》《指物論》（《公孫龍子》傳世七篇，此書論及四篇）等都詳細論及。重視理論思辨和名相分析的名家學派雖然曇花一現(xiàn)，但中華智慧譜系實在少不了他們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論及墨辯思想時，作者遺憾地寫道：“墨家科學傳統(tǒng)的中絕，實在是中國學術(shù)史上一個巨大的損失?！痹谡摷胺揭灾钦軐W的科學精神時，作者寫道：“他的那種對于知識的熱愛和追求，那種對摒棄知識的學說的憎惡和鄙夷，那種追求知識而不顧一切的勇氣，那種博采萬方的宏大胸懷，不能不使人聯(lián)想到幾乎與他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边€原中華傳統(tǒng)學術(shù)中的科學精神是闡發(fā)“中華的智慧”的題中之義，但這部書突出對這種“科學學風”的彰顯的重要意義還在于，重視玄思和體悟的中國哲學雖然可以避免科學主義、工具理性的異化，但不得不承認其存在著在所難免的未盡之處。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忽視細密的分析，缺乏嚴謹?shù)恼撟C，表現(xiàn)了很大的不足?！彼^“李約瑟難題”的答案也許就在于實證主義在中國傳統(tǒng)主流哲學中的消失。

　　張岱年先生是一個真誠的辯證唯物主義者，流風所及，其弟子也大都受其影響，反映在這部書里，就是特別突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辯證智慧。事實上，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中國古代哲學富于辯證思維，這是一個顯著的優(yōu)點?！币簿褪钦f，重視辯證智慧本身也是中國哲學的重要特征。職是之故，注重鉤沉中國哲學中的辯證法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比如，論及孔子時，專門強調(diào)其“過猶不及”之思想，論及老子時，專門強調(diào)其“福禍依伏”“柔弱勝剛強”等思想，論及《易傳》時強調(diào)其“陰陽轉(zhuǎn)化”之思想，論及莊子時強調(diào)其“彼是方生”之思想，論及程頤時強調(diào)其“物極必反”“理必有對待”等思想，論及朱熹時則專列其“兩端相對”“陰陽交變”“體用對待”等思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辯證智慧落實于人生實踐，就是如何看待人生的遭逢際遇和憂患得失；用以觀照自然天道，就是以天道的陰陽、晝夜、四時等交推輪回來參悟人生的生死流變；用以哲學思考，就是在天人、義利、有無、空有、體用、道器、正反、理氣、理事、理欲等對待辯證中用思想去逼近宇宙人生的真源。

　　張岱年先生將中華“深湛智慧”分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等三類，如其所言：“中國古代哲人所講的‘人生之道’是關(guān)于如何做人的智慧；其所講的‘自然之道’是關(guān)于客觀世界的智慧；其所講的‘致知之道’是關(guān)于認識方法的智慧。深入了解這些智慧，對于如何做人，如何認識世界還是有益的?！边@三種智慧大體來說可分別對應人生觀、宇宙觀和認識論等，中華的智慧皆含攝于這三種哲學之中。羅素先生在完成《西方哲學史》后又撰寫《西方的智慧》一書，正是受其啟發(fā)，張岱年先生在完成《中國哲學大綱》之后又組織編撰《中華的智慧》一書。如前文所言，偏重理論思辨和體系重構(gòu)的哲學史專著在某種意義上可能是對“中華智慧”的一種“所知障”，將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智慧”進行萃取并彰顯出來，可以說有“豪華落盡見真淳”之效。以此書來沾溉士林啟迪后進，或是張先生晚年孜孜以求之苦心孤詣罷！(李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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