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有不可救藥的“百年病”。最近的新文化運動百年便催生了不少研討會和筆墨債，大節(jié)目“文學革命百年”更是即將到來。據(jù)說思想史和文學史領域的老宿新銳們都卯足了勁，“文言”、“白話”、“國語”、“方言”這些話題，也要重新鬧猛一陣，真是讓人心潮澎湃。不過，容易忘卻的一個前提是，“文學革命”也好“國語運動”也罷，說到底也是語言學的問題。趁著這股“百年”的熱還沒退，抱著門外漢的心情，不佞最近接連拜讀了三部由語言史旁涉思想文化史的著作。

　　首先，是京都大學平田昌司[HIRATA Shōji]教授的《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這部書看似作者不同時期的論文結(jié)集，內(nèi)里卻有著精密的結(jié)構設計，甚至可視作一部以漢語史鋪陳的中國思想史。最后四章《清代鴻臚寺正音考》《清代官話的制度化歷程》《光緒二十四年的古文》《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主要關注近代官話的起源、古文的命運、文白交替和國語統(tǒng)一等問題，和我的專業(yè)比較接近，多年前就讀過論文版，姑且按下不表。第一至九章通過“閱讀韻書”來呈現(xiàn)漢語史和制度史（包括政治斗爭）互為影響的歷程，實為精力貫注的大手筆。哪怕是對“東冬鍾江”“幫滂並明”毫無概念的外行，也值得硬著頭皮仔細研讀下去。

　　在全書開篇，平田教授即指出：“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僅有一個：堅持全用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系里，正字意識十分明確?！保ㄇ把缘?頁）他所謂“文化制度”，包括先秦以來旨在“正字”（書同文）、“正音”（官韻和通語）的各種語言政策，到了隋唐以降，則主要體現(xiàn)為科舉功令。

　　制度強調(diào)整齊劃一、穩(wěn)定有序，語音字體卻是五方各異、變動不拘。包括東亞諸國在內(nèi)的漢字世界，古來就存在著“書寫語言統(tǒng)一性”和“各地語言多樣性”的對立。作為方言學者，平田教授當然要區(qū)分書面語和口語的不同：上古時期，華夏貴族和戎狄貴族在書面語層次都遵循“書同文”的原則；在口語層次，則分別展開了“華夏通語/華夏方言”和“華夏通語/戎狄方言”的雙語實踐。較之通常漢語史論著強調(diào)漢語音韻學受外來影響而起，平田教授更注重文化史的轉(zhuǎn)進：隨著造紙技術的發(fā)展和書籍的普及，口耳相傳的授受轉(zhuǎn)變?yōu)橹癫拈喿x，正是反切—音韻學出現(xiàn)的背景。音韻學在六朝文學講求聲律的訴求下發(fā)展起來，其描寫對象是詩賦等書面語，勢必會在體系化過程中逐漸脫離蕪雜多變口語音系，表現(xiàn)出對于統(tǒng)一“正音”的追求。就此而言，音韻學的嚴密體系正是站在“書寫語言的統(tǒng)一性”一邊，來調(diào)控“各地/各時語言的多樣性”。

　　“維護傳統(tǒng)制度與適應語言演變，兩者的抉擇成為傳統(tǒng)語言制度的難題，到二十世紀都可以發(fā)現(xiàn)其遺蹤?！保ㄇ把缘?頁）這個充滿張力的結(jié)構當中，制度的約束力和規(guī)范力尤其重要。正是隨著唐宋時代以詩賦為中心的科舉功令之奠定，“正字”、“正音”的追求才得到了制度化保障。在“古禮”等物質(zhì)性文化消逝的近世，“必須建立‘非物質(zhì)性文化’（家族觀念、漢字漢文漢語）的理論典范，作為‘中國’觀念的過濾裝置，科舉制度在文化史上起過極大的作用?！保ǖ?頁）科舉維系了字體、字音、詞匯、語法、文體的同一性，成為構建文化認同的重要因素。科舉制度下的“正音”理念，作為一種國家行為，往往會和“古”、“雅”、“士庶”、“土中”、“京洛”等文化想象結(jié)合在一起，不同的“正音”方案，還可能引起文化權力和政治利益的爭奪。

　　“正音爭奪戰(zhàn)”的外在體現(xiàn)正是韻書地位的變化。比如，唐代功令以隋陸法言《切韻》為押韻標準。一般認為，《切韻》音系以南方士大夫的雅言、書音為基礎，折衷南北異同而成，主要運用于近體詩賦。但唐代以來，卻不斷有人指責《切韻》受“吳音”污染，欲恢復五胡亂華之前的“古音”。與此相關的現(xiàn)實問題，則是科舉所采的《切韻》音系，并不符合唐代受關中方言影響的士族口語；中唐以后北方方言音變加劇，南方方言更近《切韻》，造成南北科舉的不平等。由此，是否認同“切韻”，便成為折射南北文化和政治權勢升降的一面鏡子。（第二章《〈切韻〉與唐代功令》）

　　“韻書也離不開一代風氣所向，可以當文學史的材料來讀。”（第53頁）南人在詩賦上先天的音韻優(yōu)勢，北方方言入聲韻的弱化，辨別平仄和押仄韻難度的增加，促使更多北人從事旨在以“北朝文學觀打倒南朝文學觀”的古文運動和古音之學。從中唐到明代，文學上復古意識和古文運動的興起，以及道學傳統(tǒng)的深化，為“反《切韻》”運動提供了持續(xù)動力，外化為從詩賦到經(jīng)義的科舉變革。受道學傳統(tǒng)影響的“辨體”和古文古詩的“辨韻”意識交纏在一起，最終形成古文賦頌用宋明人擬想中的“古韻”，律詩、律賦用所謂“沈韻”或“律韻”（即平水韻）、詞曲用“中州韻”的多元并行押韻格局。（第三章《〈廣韻〉與〈集韻〉》、第四章《唐宋科舉制度轉(zhuǎn)變的方言背景》、第七章《音起八代之衰——復古詩論與元明清古音學》）

　　宋、明兩代深受外族威逼，“華夷之辨”自是士大夫重要關切，亦體現(xiàn)于韻學趨向的變化。自唐人疑《切韻》不古，宋儒指出《廣韻》、《禮部韻略》分韻亦是“吳音”，內(nèi)含胡人、佛教的影響。結(jié)合自古以來的“土中”觀念和“京洛音”想象，宋元之際遂有“中原雅聲”之說，至明代更出現(xiàn)了多種被界定為“中州”、“中原”音韻的韻書。然而，平田教授卻明確指出，所謂“中原雅音”有極強的想象成分在內(nèi)，“是一種理論上的，‘韻書起于江左’以前的‘古韻’，并不等同于宋元中原地區(qū)的現(xiàn)實語言”，“它指向的目標不是現(xiàn)實的北方口語音系”。（第99頁）通過辨析元明“中原雅音”類韻書的兩派（主要分歧在于是否保存全濁聲母，入聲獨立還是派三聲），分別了“儒林系雅音”和“曲家系雅音”。前者深受江南道學傳統(tǒng)影響，強調(diào)清濁四聲框架和古韻韻例、等韻類別，針對胡音的威脅，具有一定的建構性；后者則以唱曲的實際語音系統(tǒng)為基礎。此外，在異族入主的元、清時代，面臨蒙古“國字”、滿洲“國語”“國書”、拉丁字母（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的挑戰(zhàn)，士大夫又自有一套在華夷音韻之間調(diào)適的理論，或謂“蠻音反存有古音”，或以“天地元音”統(tǒng)合內(nèi)亞帝國的“多語種網(wǎng)絡”?？傊?，圍繞作為科舉標準的韻書和聲韻體系的辯論，“古今”、“南北”、“華夷”、“中外”等話題持續(xù)發(fā)酵，充分展現(xiàn)了近世中國“想象共同體”構建的復雜性和多元性。（第六章《“中原雅音”與宋元明江南儒學——“土中”觀念、文化正統(tǒng)意識對中國正音理論的影響》、第九章《韻嚴“華夷”之辨》）

　　平田教授此書網(wǎng)羅放失舊聞，注重版本辨別，許多論斷基于專業(yè)的方言學、音韻學統(tǒng)計和分析，言之有據(jù)，最見功力；卻又筆調(diào)風趣，精義時出，讓人目不暇給。以上只能鈔撮一些有所感的段落，略表淺陋的心得，深恐自己的微薄學力不足以駕馭。他日若有機會，當另作專業(yè)書評來介紹。在此書“后記”中，作者提到自己深受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Mantarō, 1932-1987]《語言地理類型學》一書的影響：“橋本先生把古代漢語向現(xiàn)代漢語‘縱’的演變跟漢語南方方言向北方方言‘橫’的演變互為驗證進行考察?！?987年橋本先生因病英年早逝，當時筆者在山口大學工作，想想應用《語言地理類型學》，以漢語方言‘橫’的多樣性去解釋中國文學‘縱’的演變?nèi)绾危俊保ㄆ教飼?21頁）讀書尚友古人，有太多偶然的際遇，因平田教授此語，我又去看了在語言學界享有盛譽，卻少為外行人所知的《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初版，筆者所用為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的再版本）一書，方知壺中天地竟如此廣闊。

　　也許從漢語史專門的角度，今天看來，橋本在“細節(jié)上的謬誤數(shù)不勝數(shù)”。但他挑戰(zhàn)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以來區(qū)分“共時”和“歷時”語言研究方法的雄心，卻又是當年許多專門學者所不能有或不敢有的：“語言學家舊有的知識過分依賴印歐語發(fā)展資料了，印歐語自古以來分散到歐亞各地，許多語族各自獨立地發(fā)展。但是，世界上的語言并不都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尤其是東亞大陸語言的發(fā)展，基本上是由東方文化中心地的語言緩慢地向同化周圍語言的過程。因此，語言結(jié)構的歷史變化和地域推移的對應相當整齊?！保h文版前言，第XIV頁）從印歐語的“分散”到東亞大陸語言的“同化”機制，正是在深刻體察語言特殊性的基礎上，他提出語言史研究縱軸（歷史）和橫軸（方言）結(jié)合的觀念，空間上的共時對立正是歷時語言推移的投射。

　　所謂“語言地理類型學”，針對的正是十八、十九世紀以“印歐語”構擬為中心的“歷史比較語言學”。橋本在歐亞語言類型中分出“畜牧民型語言”和“農(nóng)耕民型語言”。前者的特點是一旦分散后就趨向于孤立的發(fā)展；而采取“音韻對應”方法，不同分支之間可以比較出一些基本詞匯。東亞大陸的“農(nóng)耕民型語言”與之不同，“總之以某個文明發(fā)源地為中心（我們暫且認為以黃河中游為中心）非常緩慢地同化周圍的少數(shù)民族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農(nóng)耕民型語言由于被其中心語言的同化和不斷借用，要想闡明這種同化的組合過程，采取印歐語用過的方法，即根據(jù)比較法來構擬祖語是非常困難的”。（第4頁）

　　不同的語言發(fā)展類型，更涉及到背后的一整套關于文明起源和國族起源的思想史預設：“農(nóng)耕民型語言與畜牧民型語言不同，它需要首先假設本來就有著各種各樣的不同語言。各種語言后來被同化為一種語言”（第6頁），因此并不是像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所擬想的“古印歐語”那樣的單一起源?！稗r(nóng)耕民型語言，由于原先并不相同的語言逐漸被文明中心地的語言同化，因此在詞匯中出現(xiàn)了‘奇妙’的現(xiàn)象：抽象詞匯、文化詞匯都能刊出它們的一致性，而被認為不易變化的親屬關系、人體名稱等方面的基本詞匯反倒存在差異?！边@種同化推移的模式，是過去以印歐語為對象的“譜系樹”說和“波形擴散”說都無法解釋的現(xiàn)象。而且農(nóng)耕民型語言的模式也表明，所謂“漢語”從來都不是本質(zhì)性的存在，所謂“漢語方言”只是中心語言不斷同化周邊語言的產(chǎn)物。在分析句法結(jié)構“順行”和“逆行”在東亞大陸上南北分布的時候，橋本指出：“連結(jié)‘南’（南亞諸語）、‘北’（阿爾泰語）的漢語，直到近年才查清它的言語結(jié)構決不是等質(zhì)的。漢語在亞洲大陸語言類型特征的分布中，成為一個由南向北有機聯(lián)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保ǖ?1頁）其后則是數(shù)千年來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今天所謂“漢族”、“漢語”既是“漢”又不是“漢”。（第149頁）

　　由此回看晚清思想史上的國族共同語建構問題，即便是主張“齊物”如章太炎，實亦深受歷史比較語言學影響。其《新方言》欲用《說文》來還原方言的語源字根，進而構造更高層次的“言文合一”與“統(tǒng)一民言”，恐怕仍是參照了歐西學者擬構“古印歐語”的方案。章氏要按理想構建一個本質(zhì)化的“夏言”或“雅言”，設想各種“鄉(xiāng)土異語”存有“古字古言”，都從這個祖語中分散而出。（參見王風《章太炎語言文字論說體系中的歷史民族》）橋本指出：“越是基本詞匯差別大的‘方言’，其實本來是不同的語言，只是后來其詞匯的大部分以及句法和音韻系統(tǒng)完全被中心語言同化了；現(xiàn)在作為該中心語言的‘方言’，僅僅在非?；A的詞匯和部分構詞法里還有若干它的本來面貌的殘余?！倍槍φ绿资降陌逊窖栽~通過“音轉(zhuǎn)”方式還原到《說文》的作法，橋本反問道：“難道一個字一記載進漢文古籍，就統(tǒng)統(tǒng)都算是漢語詞嗎？這樣所稱的‘漢語’到底是什么漢語？我們所要闡明的是，為什么‘骹’字、‘刣’字分布在中國南半部，在北半部如此之少，正如‘江’字在南方而與北方的‘河’相對。這正是我們在考慮的——漢語究竟是怎樣形成的。”（第158-159頁）語言的“同化”并不能證明“親屬”關系，正如日語、朝鮮語大量借用漢語詞，但即便從比較語言學的區(qū)分來講，它們也屬于截然不同的語系（第160頁）；類似的觀點，同樣適用于觀察文明的生成。從橋本到平田，二者都傾向于用“橫向”（南北）的視角補充已有的“縱向”（古今）敘述，在“同化”多源語言而形成“漢語”的過程背后，是關于何為“中國”、何為“漢”的質(zhì)問，是“中國”與“漢族”如何在共時和歷時兩條軸線以及想象和現(xiàn)實兩個維度上生成的故事。

　　從以上論述可以發(fā)現(xiàn)，漢字在維系“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文明認同過程中，有著關鍵性的收束作用。然而時至近代，西力東侵之下國族主義和科學主義抬頭，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紛紛出現(xiàn)廢棄漢字的論調(diào)；即便在中國內(nèi)部，自晚清到1950年代，漢語拼音化和廢棄漢字的路線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同。這樣一股“廢止?jié)h字”的近代化潮流，首先在幕末明治時代的日本開啟。我要介紹的最后一本書，安田敏朗[YASUDA Toshiaki]的《漢字廢止的思想史》（平凡社2016年版）即是關于這一段歷史的研討。

　　與橋本、平田二氏不同，安田敏朗并不是那么專業(yè)的語言學者。他的著作如《帝國日本的語言編制》（1997）、《“國語”與“方言”之間：語言構筑的政治學》（1999）、《“國語”的近代史：帝國日本及其國語學者們》（2006）等，主要關注近代日本國族構建過程中，對于“國語”和“方言”的塑造。琉球、朝鮮、日據(jù)臺灣的語言問題，是他常舉來說明殖民地與帝國關系的例子。相對來說，安田的研究比較缺乏語言學內(nèi)部分析，更擅長按照思想史的既有命題，展開關于語言政策和語言學者的外部描述，略給人以蜻蜓點水、浮光掠影的感覺。比如這冊《漢字廢止的思想史》，就按照思想史主題分成以下數(shù)章：1、《如何把握漢字廢止、限制論》；2、《“文明化”的思想》；3、《競爭的思想——國際競爭與產(chǎn)業(yè)合理化之中》；4、《動員的思想——效率與精神之間》；5、《革命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所謂“應世”》；6、《草根的思想——“昭和文字”的射程》；7、《總體戰(zhàn)下的思想戰(zhàn)——圍繞標準漢字表的攻防》；8、《敗戰(zhàn)后的種種》。

　　日本自幕府末年前島密（1835-1919）提出《漢字御廢止之議》以來，關于1）漢字存廢，2）采用漢字假名混淆文、純假名還是羅馬字，3）假名使用法，4）漢字限制等問題的討論就一直沒有停止，被稱為“國字問題論爭”——近代國家應該采用怎樣的字體字形，這一問題似乎可以安放科舉功令“正字”、“正音”傳統(tǒng)的延長線上來考慮。安田從明治年間的文明論、社會進化論出發(fā)，歷數(shù)大正、昭和時代的產(chǎn)業(yè)化、軍事動員、馬克思主義興起、戰(zhàn)時大東亞共榮圈意識等思想潮流，考察漢字存廢論在其中的位置，并與晚清以來中國讀書人的文字改革論相比照，不無可資參考之處；更不用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語文變革，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擁有“同文”之便的日本經(jīng)驗的引導（或誤導）。

　　就漢字圈而言，可能“文”的傳統(tǒng)更需要突出。通過語言史來折射思想鏡像，似乎有點曲折，時或得不償失，卻有助于我們拓展思想史的工具和視野。三部著作的作者都來自日本，立腳點有所不同。安田主要就近代日本自身的問題作檢視；橋本雖以漢語史為對象，卻是針對索緒爾以來普通語言學的傳統(tǒng)。惟有平田教授是在中國史的論域中考慮問題（雖然他謙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見平田書第324頁）。值得一提的是，他這部中文著作并非假手象鞮，而是自己用中文寫成；其簡凈明朗的學術文體，也著實可觀。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繼承了內(nèi)藤湖南、狩野君山、鈴木豹軒諸先生以來“京都中國學”的好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