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蒲松齡故居聊齋堂上寫了這樣一副楹聯(lián):“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這十六個字,簡明、精準地概括了《聊齋志異》這部文學巨著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
蒲松齡自己稱《聊齋志異》是一部“孤憤之書”(《聊齋自志》)。他通過談狐說鬼,講神論怪,宣泄和傾吐著自己對種種社會現(xiàn)實的滿腔悲憤。書中涉及的社會問題林林總總,而著力最多的,還是“刺貪刺虐”,對官場黑暗的無情揭露。
下面我們來看看蒲松齡筆下描繪的官場百態(tài)是一幅什么樣的圖景。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曾經(jīng)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國”人的對話,討論了“官”是什么的問題。“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保ň砣?,《夜叉國》。以下凡引用《聊齋志異》者均只注篇名)這里對于官的描寫,主要強調(diào)了他們安富尊榮、威風八面、頤指氣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么,這些聲名顯赫、位高權重的官員們的行徑和作為,又是怎樣的呢?
“老龍舡戶”講的是出沒于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盜,他們“以舟渡為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納石,以沉水底”。但歷任有司,對報案者“竟置不問”,結果是“千里行人,死不見尸,數(shù)客同游,全無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敝钡街旎帐a“巡撫粵東”,才把那些江洋大盜緝捕歸案,無數(shù)無頭公案得以昭雪。對此,蒲松齡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剖腹沉石,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絕不少關痛癢,豈特粵東之暗無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yōu)雖至,究何異于老龍舡戶哉!”(《老龍舡戶》)這段話講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樣對百姓痛癢不聞不問的官員,雖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熱,其實同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沒有什么區(qū)別??上У氖?,這樣暗無天日的政治,并不只是粵東一地,而是具有相當?shù)钠毡樾浴?/p>
《成仙》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山東文登一位家道殷實的“周生”,因小事同“黃吏部”發(fā)生糾紛,黃仗勢串通邑宰,將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頓。周甚感不平,“欲往尋黃”。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勸之,說了下面這樣一段話:“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把當時的官宰說成大半是不打旗號的強盜,由這些人來統(tǒng)治,世界當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顛倒??上е苌宦?,非要同邑宰去爭個曲直,結果惹惱了邑宰,不僅把他抓了起來,“搒掠酷慘”,“絕其飲食”,還賄迫監(jiān)獄中的“??堋保笆鼓笾芡h”,必欲置之于死地。在嚴刑逼供之下,“周已誣服論辟”,最后全靠著成生多方營救,才得以“朦朧題免”(《成仙》)。這是又一次把官員比作盜寇的例子。
在更多場合,蒲松齡常把那些殘民以逞的官員比作吃人的猛獸,悲憤地說:“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于虎者耶!”(《夢狼》)《三生》一文描寫了一位姓劉的孝廉,前生是縉紳之家,但“行多玷”,作惡頗多。死后始罰作馬,繼又罰作犬,最后則罰作蛇,“滿限復為人”。借這個故事,蒲松齡發(fā)了這樣一段議論:“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nèi),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保ā度罚┻@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們?nèi)绻鲪憾喽?,難免變成犬馬之類,而且特別指出,其實“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儔”在。這段略顯隱晦的話,如果說得直白一點,無異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過是“人面獸心”的“衣冠禽獸”。
如所周知,《聊齋志異》寫狐,其實是在寫人。書中講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卻并不掩飾自己的身份,有人來訪,“無不傴僂接見”,“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問其原因,回答說:“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為民上,乃飲米而醉者也。仆固異類,羞與為伍也?!保ā稙H水狐》)“飲而醉”是一個典故,原意是說,只要有錢,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見錢眼開的意思。驢之為物,體大氣粗,表面威風凜凜,但扔給一點草料,也就“帖耳輯首”,實在同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松齡評論說:“以此居民上,宜其飲而醉也。愿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于狐,則德日進矣?!边@可以說是對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儔”的呼應。
《黑獸》敘述的故事十分簡單,講的是一只老虎遇見一不知名的黑獸,竟觳觫戰(zhàn)栗,延頸就死的事。對此,蒲松齡發(fā)表議論:“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獼最畏狨;遙見之,則百十成群,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志顛頂。獼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閧散。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砂б卜?!”(《黑獸》)獼和狨都是猿的一種。書中所說狨和獼的關系,是否合乎科學,我們不必深究,因為談論這種動物關系不過是一個由頭,要旨是從中引出官與民的關系來。上面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譴責“貪吏似狨”,對無拳無勇的“民”擇肥而噬,謀財害命;一是哀嘆小民們面對著“貪吏”的敲骨吸髓,狼吞虎咽,只能“戢而聽食,莫敢喘息”。這既反映了對貪官污吏的強烈憤恨,也表達了對被欺壓、被凌辱的底層群眾的深切同情。字里行間,充溢著對那些生存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處境下的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愴與無奈。這種鮮明的愛憎情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令人發(fā)指的“官貪吏虐”
《聊齋志異》通過一個個故事,將許多“官貪吏虐”、“官虎吏狼”的具體情景生動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
《促織》的故事直接涉及最高統(tǒng)治者封建帝王,所以蒲松齡不得不把時間設定在明宣德年間。由于皇帝喜歡斗蟋蟀,便要求各地把蟋蟀作為“常供”的一種貢品。地方官吏“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shù)家之產(chǎn)?!钡弁醯男⌒∠埠茫搅嘶鶎颖阕兂砂础岸】凇彼压尉蹟康慕杩?,甚至弄得一些家庭鬻妻賣子,傾家蕩產(chǎn)。對此,蒲松齡說:“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保ā洞倏棥罚┥嫌兴?,下必甚焉。在上者的言行稍一不慎,到下邊就往往會形成一場災難。
其實,貪官污吏們可以把任何事情變成壓榨百姓、大發(fā)橫財?shù)臋C會??滴跞哪辏?695年),清廷為了平定葛爾丹叛亂,用兵于廣大漠北地區(qū)?!捌涞夭幻?,間或無水”,軍糧的供給便成為很大的問題。朝廷決定用錢購買民間騾馬運糧。山東長山一個姓楊的縣令,“性奇貪”,便“假此搜刮,地方頭畜一空。周村為商賈所集,趁墟者車馬輻輳。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shù)百余頭。四方估客,無處控告?!保ā尔^鳥》)這個楊縣令竟然置軍國大事于不顧,熱衷于借機肥私,不但將地方牲畜搜刮一空,而且膽大妄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派兵搶掠商賈的馬匹。面對這樣的暴政,受害人固然是控訴無門,楊縣令雖然遭到輿論的譏諷,卻并沒有受到任何懲處。
貪官污吏們?yōu)榱司蹟控敻?,怎樣不擇手段、泯滅人性,書中不乏記載。安二成的妻子臧姑因為家庭矛盾,涉訟官府?!肮儇澅魍忌荨?。貪官一面對臧姑嚴刑拷打,“械十指,肉盡脫”;一面向其丈夫大肆勒索。安二成“質(zhì)田貸貲,如數(shù)納入”,最后不得已將田產(chǎn)悉數(shù)賣掉,才了結這場官司(《珊瑚》)。還有一位姓夏的商人,偶然從自己的院墻下挖得一個裝滿千余兩白銀的鐵甕。此事為鄰人妻窺見,出于妒忌,“潛告邑宰”?!霸鬃钬潱猩趟鹘?。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保ā跺X卜巫》)貪官對老百姓財富的掠奪完全是竭澤而漁的方式,不讓有涓滴的“漏匿”。在另外一個故事里,描寫了“湖南巡撫某公”,派人押解餉銀六十萬赴京,途中餉銀被盜,“蕩然無存?!毖矒岫喾阶凡?,卻收到了這樣一封信:“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shù)。前銀六十萬,業(yè)已驗收在庫。當自發(fā)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加譴責?!保ā锻跽摺罚┻@位巡撫看到這封信,“面色如土”,不敢再追究,馬上設法補解。幾日以后,驚嚇而死了。我們從“賕賂貪婪,不可悉數(shù)”幾個字中,不難想見有多少家庭被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聊齋志異》對貪官鞭撻的主要矛頭所向,或者是“位極人臣”的“王公大臣”,或者是開府建衙的“封疆大吏”,大都是當時政治舞臺上的中高級官員。這當然不難理解。因為高官們身居要職,手握重權,一旦身涉貪賄,其惡劣影響及社會危害就特別嚴重。而且上行下效,一個貪瀆成性的高官,往往成為一群貪官的保護傘,在破壞政治秩序和敗壞社會風氣方面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但是,也還有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就是小官大貪,如該書所指出的:“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梅女》)一些底層官員、甚至那些被稱為“不入流”的身份低微的差役、書吏、門丁之類,只要手中握有一點權力,也往往會對小民多方刁難,百計勒索。而且因為這些人直接同百姓接觸,許多具體事務都經(jīng)彼等之手,“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護餉之類,在在皆須其力”,是“為官之爪牙,一日不可無,一事不能少。”(何耿繩:《學治一得編》)這就為他們殘民斂財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且正由于他們身份低賤,連封建道德都失去了對他們的約束力,為非作歹時就更加無所顧忌,膽大妄為。因此,老百姓對這樣一些人就更加有著切膚之痛?!读凝S志異》在評事論理時,極少使用不留余地的絕對化語言,但在談到對“公役”的態(tài)度時,卻講了這樣一番話:“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為虐?!保ā锻羟镌隆罚┱f“公役”無不可殺,自然有點過分,但在這種咬牙切齒的詛咒背后,反映了群眾的滿腔委屈和無比憤恨,卻是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
封建官僚是集行政權與司法權為一身的,斷獄判案是他們的主要公務之一。司法不公是社會不公的最突出的表現(xiàn),也是貪官們弄權納賄的主要渠道。貪贓必定枉法,在這方面,卑劣和無恥也表現(xiàn)得最赤裸裸和明目張膽。對此,《聊齋志異》作了這樣的描述:“一人興訟,則數(shù)農(nóng)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chǎn)?!薄懊恳娊裰犜A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蒙蔽因循,動經(jīng)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shù)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祗足以破產(chǎn)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泄小人之私憤而已?!保ā对┆z》)這一段話,既揭露了官吏以權謀利的種種手法,又訴說了小民在冤獄面前的悲慘境遇,無異是一篇對黑暗刑獄制度的血淚控訴書。
貪風熾盛之處,必定吏治敗壞,賄賂公行,公理蕩然,民怨沸騰?!读凝S志異》在涉及官府事務時,通過賄賂以枉法謀私的情節(jié)隨處可見,俯拾皆是。例如:“以具(巨)金賄上下”,本擬死罪者“得不死”(《姚安》)。大盜落網(wǎng),可“以重賄脫之”(《劉夫人》)。官吏治獄不公,遭上司追究,“納數(shù)千金”,即可“營脫”(《成仙》)。官員獲罪,“罰贖萬金”,即可免刑(《青梅》)。一人涉嫌“訟誣”,擬嚴辦,“啗以重賄,始得免”(《陳錫九》)。一“狂生”因與某刺史為酒友,“凡有小訟求直者,輒受薄賄,為之緩頰,刺史每可其請”(《狂生》)。官員欲謀“遷擢”,需“賚銀如干數(shù)赴京”鉆營打點(《遵化署狐》)。奪人妻女,以“貨產(chǎn)行賕”,官府反將本夫“拘質(zhì)”(《霍女》)。有的本屬冤枉,也需要“醵錢賄役”,以免遭凌虐(《陳錫九》)。如此種種,不一而足。甚至有的人通過賄賂,妄攀無辜,禍及良善,以莫須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云夢公主》、《陳錫九》)。幾乎整個社會風氣都變了,形成了“生死曲直,不斷之以法,而斷之以賄”的怪現(xiàn)象。將以上種種聯(lián)系到一起,就使讀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樣一種政治生態(tài)下,公正斂跡,正義不伸,法律已經(jīng)淪為權力和金錢的奴仆。
貪贓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風險,上則國法難容,官德不齒;下則千夫所指,萬人唾罵。一旦事情敗露,難免聲名掃地、身敗名裂。為什么許多官員還是如飛蛾撲火,甘冒不韙呢?他們究竟抱著一種什么樣的心態(tài)呢?我們來看看《聊齋志異》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續(xù)黃粱》描寫了一個醉心功名利祿、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夢中經(jīng)歷了“一言之合,榮膺圣眷”,在天子的恩寵下,大富大貴,權勢煊赫,由于擅作威福、百計聚斂、縱情聲色、作惡多端,最終一朝失勢,淪為獄囚,甚至難逃天譴,墜入“九幽十八獄”的故事。雖然魯迅認為此篇事跡,“頗有從唐人傳奇轉(zhuǎn)化而出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但不論從內(nèi)容之豐富,抑或文采之華美,都決不是《枕中記》或《邯鄲夢》的簡單復制和演繹,而是真正的藝術再創(chuàng)作,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著很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在主人公的短短一夢中,濃縮了當時宦海兇險、仕途齷齪的眾生相。當主人公高居于權力顛峰時,“撚髯微呼,則應諾雷動”,“公卿增海物,傴僂足恭者,疊出其門”,“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shù)?!鄙踔痢芭鸵坏?,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如果“有杰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閑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迕鹿馬之奸;片語方干,遠竄豺狼之地”,真可以說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钡坏┦?,從權力的頂峰跌落下來,則“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墻、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終于眾叛親離,成為影單形只的孤家寡人。
這位黃粱一夢的主人公,在手握重權、身居高位之際,叱咤風云,頤指氣使,卻又毫無奉公盡職、為國為民的觀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國計民生,罔存念慮”,當然就經(jīng)不起金錢美女的種種誘惑,利用權勢,大肆搜刮,“平民膏腴,任肆蠶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不是“仗勢凌人”,賣官鬻爵,就是“聲色狗馬,晝夜荒淫”?!敖拥谶B仟者,皆畏勢獻沃產(chǎn),自此富可敵國?!保ā独m(xù)黃梁》)
他們難道不怕人們的抗拒、憤怒和揭露嗎?對此,貪官們自有一套奇特的邏輯?!秹衾恰分械苄謧z的一段對話,極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數(shù)貪官的心聲,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事情的緣起要從直隸一位姓白的老人說起。老人有兩個兒子,長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到了兒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惡狼,臺階上則白骨如山。兒子竟然用巨狼銜來的死人“聊充庖廚”。老人正驚疑間,忽見兩個“金甲猛士”將其子鎖住,其子“撲地化為虎”,“虎大吼,聲振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边@個夢讓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暗芫訑?shù)日,見其蠹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保ā秹衾恰罚槭裁磳Υ傩湛梢匀缋撬苹?,作威作福呢?因為“黜陟之權”,“不在百姓”。所以,人民群眾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臺”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能夠得到上司的喜好與信任,不管貪贓枉法也好,草菅人命也好,都可以在仕途一帆風順,飛黃騰達。在那個時候,沒有群眾監(jiān)督,沒有輿論監(jiān)督,也沒有健全的制度監(jiān)督,上面這樣的思想自然更是為許多無恥之徒奉為圭臬,使自己的貪瀆行為有恃而無恐了。
我們把《聊齋志異》關于貪官心態(tài)的揭示作一個簡單的概括,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他們無力抵御和抗拒權力與金錢的誘惑。在掌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而又缺乏有效監(jiān)督的時候,他們不能自制,恣情妄為,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擅權枉法。在雕梁畫棟、錦衣玉食的巨大物質(zhì)利益面前,他們目眩神迷,窮奢極欲,聲色犬馬,驕奢淫逸,紙醉金迷。這雙重誘惑,使得他們不惜以身試法,鋌而走險。這樣,官吏貪賄的現(xiàn)象就成為社會的毒瘤,不但長久存在,而且不斷蔓延擴散,以致于在那個時代,“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幾等于麟角鳳毛”了。
蒲松齡生活的時代,主要是清初順治、康熙年間。到他的晚年,開始進入“康乾盛世”??偟膩碚f,這時清朝統(tǒng)治漸趨穩(wěn)定,國家的統(tǒng)一得以實現(xiàn),版圖有所擴大,社會經(jīng)濟得到恢復和發(fā)展,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繁榮,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封建統(tǒng)治的黑暗和殘暴,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老百姓的頭上,人民照樣遭受著各種各樣難以掙脫的苦難。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所謂的“盛世”,決不是老百姓的極樂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過是像魯迅所說,生活在一個“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而已(《墳·燈下漫筆》)。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可以把《聊齋志異》看作是一曲“盛世悲歌”。毛澤東同志把《聊齋志異》同《紅樓夢》、《金瓶梅》相并列,稱這是中國小說中寫社會歷史的難得的三部書。細讀《聊齋志異》對官場百態(tài)的描寫,有助于我們對清代社會歷史的進一步了解。
【責任編輯: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