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能夠控制一大批信眾，無論其理論如何錯誤和荒謬，也必然有其能打動人心的機理所在。對于此類現(xiàn)象簡單的批判是不夠的，所需要的是細致的診斷。仔細閱讀李洪志的“新論語”和“舊論語”，感覺到這兩篇文章都是經(jīng)過精心構(gòu)思的文章。對這兩篇進行細致的文本分析，探究文本背后作者身份、自我認知與情緒的變化，可以診斷出李洪志及其信徒的精神病變的內(nèi)在思想邏輯。

“新論語”在字面上的基本要義如下：

（1）在每一層次的生命看來，宇宙無窮大，但是實際上所有的層次和生命都在一個宇宙體之中，這個宇宙體是造物主運用“大法”創(chuàng)造的，具有“大法”的屬性。

（2）人類生活在人類的層次之中，所探索到的只是人類層次的事物，如果不能突破自己的層次則無法理解更高層次的宇宙的真相，人類的認識無論多么深，都是極其有限的。

（3）人類探索宇宙的手段是科技，但是科技是排斥神圣的，是拋棄自我約束的道德的。人類在這樣的探索中只研究可見事物，不研究真實存在但不可見的事物，把靈性、信仰、圣言和神跡，都視為禁忌，不得觸及。

（4）如果人類提升道德和品行的層次，文明延續(xù)乃至于神跡的再現(xiàn)都會成為可能?！按蠓ā笔怯钪娴拇蟮溃斫狻按蠓ā本湍芾斫庥钪婧蜕恼嫦?，背離“大法”就是墮落，遵循“大法”就是一個好人，將會獲得健康和幸福。與“大法”合一的人就是開悟的神。

“新論語”的這幾層思想如果不出現(xiàn)“大法”這兩個字，就基本符合拯救論的基本模式：在人類世界之外存在著一個極其廣大遙遠、不可企及和理喻的世界，相比于那個世界，現(xiàn)實世界極其渺??；人類的理性和技術(shù)無法理解人類世界之外的世界，這兩個世界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人類唯有借助來自那個世界的拯救，才能脫離這個世界，達到那個世界。這樣的思想結(jié)構(gòu)存在于世界上各種拯救論式的宗教思想之中，對于處于身心痛苦、精神空虛、對人類自身的能力絕望的時代的人們擁有強大的精神撫慰的功能，因而具有不可思議的吸引力。

但由于文中出現(xiàn)了“大法”這個詞，而且明確宣稱“大法”就是這個宇宙全體，再聯(lián)想到“大法”是由李洪志創(chuàng)立的，于是這個體系的本質(zhì)就發(fā)生了變化：李洪志就是這個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就是陷落于這個世界中的人類的拯救者，而且這個拯救者就在這個世界之中，他和他的“大法”已經(jīng)顯現(xiàn)在這個塵世之中，人們所需要做的只是接受而已。

“大法”的出現(xiàn)泄露了“新論語”的玄機：由于李洪志就是造物主，就是上帝，拯救者不在彼岸，就在人間，于是這個世界和那個世界之間不再有鴻溝，人類實際上無須拯救，拯救已經(jīng)到來。

如果說真正的拯救論反映的是人類的一種謙虛精神的話，那么李洪志的拯救論則是一種驕傲狂妄之情。

在真正的拯救論看來，李洪志的拯救論是一個贗品，李洪志根本缺乏修行者基本的謙卑精神，是一個淺薄無知的狂徒。西方傳統(tǒng)拯救論的宗教界人士如果知道李洪志是“大法”的創(chuàng)立者，而“大法”就是宇宙全體，那么他們一定會把他視為褻瀆神靈的異端。這種類型的異端具有一種學(xué)術(shù)界稱之為“啟示論”也叫末世論的宗教思想的結(jié)構(gòu)，具有這種思想結(jié)構(gòu)的思潮曾經(jīng)引起過極大的社會動蕩甚至朝代更迭，是宗教和社會正常秩序的大敵。

幸好，李洪志只是宣稱自己是造物主，而他自己內(nèi)心并不相信，并不當真，因此其動員能力有限，西方宗教界人士顯然也明了這一點，因此不會地把“法輪功”視為宗教，也因而不會把它當作宗教的異端，而只是視之為一種不入流的街頭的騙術(shù)而已，跟宗教是沒有關(guān)系。筆者曾詢問一位英國宗教學(xué)的教授對于“法輪功”的觀感，他說，西方的宗教界從未把“法輪功”當作一種宗教，認為“法輪功”只是一種裝扮宗教的輕浮的把戲而已，只是一個笑話，在西方?jīng)]有吸引力。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后面會再分析。

相比之下，“舊論語”要寫得真誠的多。細讀“舊論語”，可以總結(jié)出如下幾個要點：

（1）“佛法”是超越人類觀念的，如果不改變?nèi)祟惖挠^念，“佛法”似乎是神話?！胺鸱ā辈皇抢碚?，是道家的道或佛家的法，是一切奧秘的洞見。

（2）人類的科學(xué)，人類的思維是嚴重局限于物質(zhì)空間的，對于神秘事物不敢承認，視之為迷信，或者視之為畏途。

（3）改變觀念，接受“佛法”，可以洞徹生命與宇宙的奧秘。

在這里，“佛法”是一種方法，是方法論層面的東西，這個跟“新論語”相比要謙虛很多。在“新論語”中，“大法”是宇宙本體，“大法”是高于“佛法”的。如果說“佛法”的教導(dǎo)者是導(dǎo)師的話，那么“大法”的創(chuàng)造者就是上帝，是至高的神?！胺鸱ā笔且环N正確的認識，是對真理的洞見，而“大法”則是真理本身。在“舊論語”中，“佛法”是掌握真理途徑和手段，在“新論語”中沒有提，或者只是成了隱含的手段之一。也許在“新論語”中，“佛法”已經(jīng)不再需要，可以拋棄了？因為在“新論語”中，自我修行已經(jīng)不夠，關(guān)鍵需要依靠李洪志這位“上帝”的親自救贖了。

從新舊“論語”的文字的對照中，我們可以看到文本背后作者身份、自我認知與情緒的變化。

在“舊論語”中，李洪志是傳授“佛法”的“師父”，同時也可以是修行佛學(xué)的“行者”，但他不是“佛法”追求的真理本身；而在“新論語”中，“佛法”被“大法”替代，而“大法”本身就是真理，李洪志不是“大法”的傳授者，而是創(chuàng)立者，因而就是上帝。

在“舊論語”中，真理、“佛法”和李洪志三者的關(guān)系是真理是本體，“佛法”是真理的階梯，李洪志是通過“佛法”追求真理的人，而在“新論語”中這種關(guān)系倒過來了，李洪志是上帝，“大法”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宇宙全體，是大道是本體，而“佛法”最多只是眾多尋求大道的途徑之一，是提升道德品行層次的途徑之一。在“新論語”中甚至沒有提及“佛法”，也許是由于李洪志作為上帝已經(jīng)來到人間，“佛法”作為小道已經(jīng)不必要存在了。在“舊論語”改成“新論語”的過程中，作為求道者和傳道者的李洪志“師父”已經(jīng)不在了，他成了“神”；作為真理與眾生之間的中介的李洪志“大師”不在了，他直接成了拯救者自己。

由此可見，確實新舊“論語”所利用的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類型，“舊論語”在思想結(jié)構(gòu)上尚蘊含有一種自下而上的謙虛、敬畏的追求和自我修煉，而“新論語”則反映出一種居高臨下地實施救恩的態(tài)度，李洪志在其中是一個“全的能神”。

在宗教史上有兩種歷史悠久的基本的宗教思想類型，一種是拯救型的，認為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離真理的世界極其遙遠，那個真理的世界是遙不可及的彼岸（就是英文的beyond，就是不可企及的意思，凡是可以企及的就都不是彼岸），個人如果沒有來自彼岸的啟示，是不可能達到彼岸的，依靠自力無法脫離塵世，只有依靠神才能獲得拯救。在這樣的體系中，除基督教的耶穌是神從彼岸親自來到這個塵世之外，其他的宗教傳統(tǒng)以及基督教傳統(tǒng)內(nèi)部的其他哪怕再重要的人物也最多只不過是先知而已，所謂先知是得到啟示，并把啟示傳達給眾人的人，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凡人，只不過是蒙神揀選而已，絕不會認為自己就是神。認為自己就是來自彼岸的神，這是一種最大的褻瀆。

二是修行型的，認為雖然那個真理的世界離我們很遠，但是我們是可以通過努力前行接近乃至于抵達的，只不過路要選得對，最好有人引路。修行的人就是“行者”，就好像《西游記》里面師徒四人結(jié)伴去西方取經(jīng)那樣。唐僧師徒去西方取經(jīng)走的一方面是地上的路，是有形的路，另一方面這條路也可以是比喻一條內(nèi)在道路，是一條心靈修養(yǎng)達到高境界的心路。在這種思想類型中，“佛法”是一條道路，“師父”是親自走在這條道路上并且給徒弟指路帶路的導(dǎo)游，他不是路本身，也不是目標本身，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師徒是平等的，如果說他們之間有什么區(qū)別的話，那也只是先后之別，相對于遙遠的目標來說，他們處在同一個階段，同一個驛站。

從新舊“論語”的文字上來看，李洪志在所利用的宗教思想類型確實存在著一個從修行型向拯救型轉(zhuǎn)變的過程，同時又存在著從拯救型變異為末世論的轉(zhuǎn)變。從這兩個同步的轉(zhuǎn)變中，我們可以診斷出李洪志本人及其信眾的精神病變過程。

從他本人的轉(zhuǎn)變來看，在撰寫“舊論語”之時，他相信自己所寫的文字背后蘊含的精神追求，只是佞妄地以為自己已經(jīng)比眾人更先、更高地進入了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一個自欺以欺人者，因為自欺比較成功，所以欺人的效果也就不錯。從心理學(xué)上來說，這是一個“假想自我”的病理現(xiàn)象，假想自己達到了其實無法達到的境界，先把自己當作了修行有成的偶像，然后把自己當做眾人的偶像。在這個階段，李洪志是在炫耀自己并不擁有的修行功夫，以此實現(xiàn)修行之外的目的。

在“新論語”階段，他已經(jīng)不再修行。他已經(jīng)深刻地知道，自己的修行是假的，依靠假修行不可能實現(xiàn)人生的價值，他所創(chuàng)的“大法”也不具有指導(dǎo)弟子們修行的效力，于是就個人而言，他已經(jīng)絕望，而一個絕望的人需要拯救。潛在意識而言，在李洪志的心靈深處確實存在著迫切的被拯救的渴望。當他意識到自己的這種渴望的時候，又一個“假想自我”出現(xiàn)了，那就是，“我自己就是拯救者，是造物主，是上帝”。所謂“假想自我”就是一方面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并非自己所假想的那個自我，另一方面又堅持認為自己就是自己所假想的那個我，越是意識到自己不是，就越是堅持自己就是自己所假想的那個我。

李洪志善于推己及人，通過意識到自己心中的這種轉(zhuǎn)變過程，他敏銳地捕捉到了他的信徒們的同樣的精神需求上的變化。新舊“論語”的變化也符合信徒們的內(nèi)心轉(zhuǎn)變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洪志是一個對于“靈性市場”的變化極其敏感的人，能夠針對“靈性市場”的變化及時推出新的靈性假貨。

同樣，李洪志的信眾的心理歷程也存在著相對應(yīng)的轉(zhuǎn)變過程。一開始天真地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好師父”，假想自己是一個走在正確道路上的修行者，唯有“法輪功”是“大法”，其他的法都是“小法”，唯我正確，可以傲視其他道路上的修行人，李洪志的“大師”形象成全了“大法弟子”的假想自我。但是隨著日子的推移，信眾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修行是鏡中月水中花，真正的“圓滿”遙遙無期，心中會油然產(chǎn)生出絕望之情，由絕望會產(chǎn)生對“拯救”的心理需求，正在此時，李洪志搖身一變成了拯救者，這正是“正當其時也”。

如果說“舊論語”時期李洪志雖然有意識地騙人，但還是內(nèi)心深處還有堂吉訶德式虛幻追求的話，那么“新論語”時期的他已經(jīng)不思進取，他已經(jīng)開始把“法輪功”作為一個虛假的騙局來“請君入甕”了?！芭f論語”時期他是一個將信將疑的騙子，心中尚存追求真理的妄想，“新論語”時期他就已經(jīng)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了，因為在這個階段，對于他自己來說，彼岸已經(jīng)消失，彼岸已經(jīng)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俗人，在用神話操縱信眾，以達到特定的目的。

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描寫了堂吉訶德的三次冒險。第一次冒險的時候，堂吉訶德生活在自己的妄想的騎士世界之中，獨自一人去實現(xiàn)正義的理想；第二次冒險的時候，他讓原本不相信他的桑丘相信了他所看到的那個騎士的世界，跟他一起去冒險；第三次冒險的時候，堂吉訶德和桑丘和那些捉弄他們的貴族一起在妄想中冒險，這時候這三類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共同的騙局了。如果以堂吉訶德的三次冒險來比喻，那么舊論語時期李洪志可以比喻成前兩次冒險中的堂吉訶德，他離開現(xiàn)實世界進入自己的妄想世界之中，并且也誘使其信眾進入到這個妄想世界之中，而與進入這個世界的信眾相比，他自己更知道這個妄想世界的虛幻性。

“新論語”時期的李洪志則可比喻成第三次冒險時期那個蒙騙桑丘的堂吉訶德，那些捉弄堂吉訶德的貴族和堂吉訶德本人都明知那個妄想世界是騙局，他們合伙一起布置場景蒙騙桑丘，而這時候的桑丘對他們的騙局已經(jīng)心知肚明，也一起配合他們的騙局，而且在冒險中所看到的情節(jié)上跟他們討價還價。在這個階段，參與冒險的這三種人都是騙子，甚至連一開始的那種妄想中的騎士精神都不見了。他們是十足的俗人，在消遣神圣的精神追求。這也是對于“新論語”時期的李洪志及其信徒的生動寫照。他們已經(jīng)不再有哪怕是虛幻的精神追求了，修行只是一個明目張膽用來騙人、謀生或干壞事的幌子了。因此我們在前面說，李洪志從未當真認為自己就是救世主，西方人也沒有人認為李洪志真把他自己當作救世主，因而也不會把他的說教和組織當作宗教甚至邪教。對于那些尚未清醒的桑丘而言，“法輪功”確實仍然是一種操控和奴役他們的精神的技術(shù)；對于那些清醒的“貴族”而言，“法輪功”是一個可以用于實現(xiàn)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工具；在西方普通民眾的眼里，“法輪功”是干著陰暗的、骯臟的勾當?shù)姆缸锶后w。

從“新舊論語”所利用的思想類型的變化軌跡的分析可知，李洪志本人越來越不認真，越來越游戲人生，李洪志根本上是一個對真理不認真的人，對修行不認真的人，是一個戲弄真理、戲弄信仰的人。其信徒也有相當一大部分人已經(jīng)看到了這位“皇帝”沒有穿衣服，因此開始像桑丘那樣“亂法”，杜撰出一些可以跟“師父”相提并論、可以要挾“師父”承認的謊話，做著心知肚明的權(quán)力游戲。從其所利用的思想類型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信眾的操縱欲望越來越強，越來越赤裸裸，同時也可以推斷其信眾越來越少，越來越多地轉(zhuǎn)變成心懷不軌的同伙。難怪“法輪功”越來越為在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宗教界及理性的人們所看穿、反感和不屑了。

為什么西方人不怎么把“法輪功”當作邪教看？因為他們認為“法輪功”不僅算不上宗教，甚至連邪教也算不上，因為他們普遍認為“法輪功”只是一個騙人錢財?shù)尿_局而已，或者是一個有野心的政治組織，甚至是一個犯罪團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