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燕姿受英文學校教育長大，她唱華語歌，最早的影響來自家人。2016年，孫燕姿翻唱了“新謠”代表人物梁文福的名曲《童謠1987》。（紀錄片劇組供圖）

　　（本文首發(fā)于2017年1月1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孫燕姿、林俊杰：我們唱著的歌 被語言政策影響的新加坡》）

　　1979年，英語成為新加坡學校中的第一語言。華語歌卻因此更受歡迎。

　　學生們用英文思考、說話，卻喜歡唱港臺歌曲、追捧周華健，愛看華文電視節(jié)目。

　　“新謠”由此崛起，并影響著新加坡樂壇。

　　新加坡歌手向洋15歲開始唱歌，唱了十年英文歌。為了參加《中國新歌聲》，向洋開始學中文。2016年，向洋最終獲得“新歌聲”總決賽亞軍。在臺上，熟練地演唱了三首中文歌：《城里的月光》《雙截棍》《最長的電影》。后來回新加坡接受采訪，向洋說：“我要努力把中文學好。”

　　2017年1月，向洋被委任為新加坡華文學習形象大使，到圣瑪格烈中學與師生交流。他的中文依然不是很好，在玩猜詞游戲時，甚至猜不出新加坡標志的中文——魚尾獅。

　　向洋的前輩——新加坡歌手孫燕姿和林俊杰的中文水平，曾與向洋相差無幾。他們受英文教育長大，十幾歲時才開始學習中文歌曲，最終得以在華語樂壇走紅。

　　2016年12月，新加坡紀錄片《我們唱著的歌》在廣州國際紀錄片節(jié)展映，片中的故事，就從孫燕姿、林俊杰、巫啟賢們說起。

　　新加坡導演鄧寶翠從這些耳熟能詳?shù)拿秩胧?，追溯了被李光耀稱之為“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語言試驗之一”的新加坡“雙語教育改革”，以及由此激發(fā)的“新謠”運動。

    “在流行文化里保留了中文”

　　1979年3月，新加坡大學華文教員馮煥好接到通知，即日起推行“雙語教育”，高一數(shù)學、科學、經(jīng)濟、地理等課程改用英文教授，取消華文理解寫作課程。

　　“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老師和學生們都面面相覷，驚慌失措?！碑斕?，馮煥好給高一學生上了最后一堂寫作課，教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課》。

　　多年后，馮煥好升任華文教學改革委員會委員，李光耀出版回憶錄時，這段往事被他撰述成文，收入回憶錄附錄。

　　要在教育上徹底把英語作為第一語言，把華語作為第二語言，這對華人占70%的新加坡是個巨大考驗。晚年的李光耀曾回憶說，這一政策是他“這么多年政治生涯中推行得最艱難的政策”，是“一生的挑戰(zhàn)”。

　　李光耀想到斯里蘭卡的教訓。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和淡米爾人過去都以英文作為共同語，后來，由于占人口80%的僧伽羅人語言成為官方語言，淡米爾人被排擠，斯里蘭卡從此陷入長期動亂——李光耀擔心新加坡華人重蹈僧伽羅人覆轍。

　　1965年，新加坡獨立后數(shù)周，政府便確定英語為工作語言。李光耀判斷：“我們作為依靠國際貿(mào)易的國家，只有加強學習英語，才有好日子過?！?/p>

　　新的“雙語教育”政策推廣后，全國的小學教學70%的時間用英語，中學教學80%的時間用英語，大學教學100%用英語。

　　這使得當時的新加坡高中生、后來的華語歌手巫啟賢上課如聽天書。他索性每天逃課，躲到學校食堂里寫華文歌曲，自彈自唱。

　　當時，大量的港臺歌曲涌入新加坡，新加坡學生熟悉的歌手，包括香港的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臺灣的蘇芮、李茂山。不過，他們更喜歡文縐縐的、詞匯艱深的歌詞——巫啟賢所繼承的校園歌曲風格，起源于南洋大學華文文學社的現(xiàn)代詩歌，正是“文縐縐”的。巫啟賢因此在校園初露頭角。

　　與此同時，一些從南洋大學畢業(yè)的華人學生，也進入媒體和學校工作。他們在1980年代舉辦了各種華語寫作比賽和文藝比賽，請來港臺作家頒獎。他們將巫啟賢等人創(chuàng)作的這類新加坡校園遠創(chuàng)歌曲，統(tǒng)稱為“新（新加坡）謠”。

　　紀錄片導演鄧寶翠比巫啟賢小11歲，她上學時，華文課本“越來越薄”，她和同學們都愛聽新謠，抄歌詞：“很多人是通過抄歌詞來學中文?！忮恕茇　@些字，那時覺得很艱深。青少年是你最敏感的時候，你越來越發(fā)現(xiàn)里面有美的價值，就崇尚了。”

　　上完課，鄧寶翠和同學聚在一起，男生彈木吉他，女生唱歌。“在那個吸收力很強的年齡，你能學到很多，我們就這樣通過次文化、流行文化接觸文學、接觸語言?！编噷毚湔f。

　　后來，鄧寶翠開始收集這段歷史的資料，她發(fā)現(xiàn)，紀錄片團隊中有個成員的哥哥，就是新謠的鐵桿粉絲。當年每個星期，他都準時守候廣播電臺里的新謠節(jié)目，用錄音機翻錄。鐵桿粉絲們本身也會創(chuàng)作歌曲，并以被電臺播放為榮。

　　在鄧寶翠的學生時代，也就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華文歌比英文歌更有吸引力。“就連英校生也唱港臺歌曲，追捧周華健，大家每天思考用英文、說話用英文，喜歡看的卻是華文電視臺的節(jié)目?！?/p>

　　多年后，鄧寶翠聽說蘇聯(lián)時期加盟共和國立陶宛等原東歐國家放棄自己的語言，學俄語。這些國家的人反抗時，都唱著他自己語言的歌?！拔衣犃诉@個故事，有相同的感覺?！?/p>

　　1985年，臺灣音樂人為反盜版，創(chuàng)作歌曲《明天會更好》，邀請所有海外華人合唱，新謠歌手巫啟賢、岳雷和新謠組合水草三重唱也受到了邀請。

　　《明天會更好》紅極一時，從此，新加坡詞曲作家都知道了“版權(quán)費”的概念，很多臺灣音樂人跑到新加坡，挖掘創(chuàng)作人，新加坡開始對外輸出音樂。

 

　　為拍攝紀錄片，鄧寶翠特意召集了一次新謠演唱會。（紀錄片劇組供圖/圖）

    他們受益于“新謠”

　　1990年，新加坡和中國建交。

　　當時，新加坡電視臺熱播一部華語電視劇《敢敢做個開心人》，演員講混雜了馬來語、英語和方言的華語。時任總理吳作棟讓劇組把方言詞刪去，重新用漢語普通話配音。

　　“我們要凈化華語，要學一種能讓13億多中國人以及全世界華人都聽得懂的華語?！崩罟庖菚r說。

　　新加坡華人社會最常使用的方言，多達12種以上，講同一種方言的華人，和其他不同方言的人形成隔膜。

　　學生們?nèi)粘Ｖv方言，影響到語言學習，這與毛里求斯和盧森堡的情況類似。毛里求斯的學生在學校學法語和英語，在家說一種名為“克里奧語”的方言；盧森堡學生在學校學德語、法語和英語，在家說“盧森堡語”。

　　李光耀在這兩國考察后，在新加坡全面禁止方言。新加坡電視臺停播方言廣告和方言節(jié)目，甚至把《倚天屠龍記》等粵語港劇全部配音成華語。

　　此前，新加坡的華語教育政策也已開始調(diào)整。推行英文教育政策時，新加坡政府就曾選定9所中學，在這些學校，華文和英文都為第一語文，只接受全國小學會考最優(yōu)秀的8%的學生入讀。

　　1985年新加坡20周年國慶慶典時，全場觀眾已經(jīng)能用英語合唱國歌。當英語普及后，李光耀意識到，在小學以華文作為第一語文，“有助于扭轉(zhuǎn)華族傳統(tǒng)文化逐漸喪失的局面，能防止新加坡變成一個偽西方社會”。

　　華語地區(qū)對新加坡音樂的影響，也逐漸顯示出威力。

　　1990年代，新謠創(chuàng)作人許環(huán)良退居幕后做音樂制作人，他培養(yǎng)的第一位歌星，是新加坡“國寶”歌手陳潔儀。

　　出道之初，陳潔儀曾拒唱華語歌。唱了一年英文歌，發(fā)展平平，陳潔儀回頭去找許環(huán)良，嘗試華語歌。此后，她因為《心痛》在臺灣紅了起來。

　　2000年，新加坡歌手孫燕姿出道。孫燕姿受英文學校教育長大，她唱華語歌，最早的影響來自家人。成名后，孫燕姿曾推出一張自選輯，收入了十首陪伴自己成長的歌。其中，三毛作詞的《橄欖樹》，是孫燕姿父親常哼的歌。

　　大學時，孫燕姿在李偲菘音樂學校學唱歌，李偲菘李偉菘兄弟曾是新謠創(chuàng)作人。孫燕姿有九張專輯由李氏兄弟制作，其中包括她的代表作《天黑黑》。“方言對我來說不陌生，我的阿嬤跟我們一起住?！旌诤?，未落雨’，我那時也覺得，哇，這個曲很簡單，可有種說不出的熟悉感?！睂O燕姿在紀錄片中說。

　　新加坡歌手林俊杰成名于2004年，那年他憑借《樂行者》奪得臺灣第15屆金曲獎最佳男新人獎。林俊杰同年推出的代表作《江南》的制作人也是許環(huán)良——1990年代末，林俊杰和阿杜通過海選，入圍許環(huán)良創(chuàng)辦的“海碟音樂”歌手訓練班，學習華語歌曲。

　　“不只是聽，我在學習的過程中，彈鋼琴、彈吉他，也是彈新謠的歌曲?！绷挚〗茉诩o錄片中說。

    他們像是新加坡的絕種動物

　　紀錄片后期制作，鄧寶翠要錄入團隊成員的中英文名?！坝行┤苏f，不用知道我的中文名，看到中文名也不知道是我?！庇写闻臄z要寫廁所的指示牌，成員不會寫“廁所”兩個字，鄧寶翠示范了一遍，對方很驚訝：“你還會用中文寫字？”

　　剪輯時，鄧寶翠感受到三代新加坡華人中文水平的差別。南洋大學那代人的片段剪輯起來最省事，因為他們的中文都是很完整的句子。到了巫啟賢新謠一代，說話不時摻雜英文。

　　“到孫燕姿林俊杰那一代，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是用英文的文法來講中文?！编噷毚涓嬖V南方周末記者，“在新加坡，已經(jīng)很難找到可以流暢地說中文的人了，我找那一代人來受訪的時候，覺得他們像是新加坡的絕種動物?！?/p>

　　紀錄片在新加坡院線上映后，總理李顯龍夫婦、副總理、文化部長都買票去觀影，接下來政府計劃把新謠放進課程教材?！袄铒@龍總理看了說，即便政府愿意去推動這件事情，但是那個情懷能夠一模一樣嗎？我們這個時代還能夠這么單純嗎？”鄧寶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