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的中國文壇，梁曉聲是叱咤風云的人物。從《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雪城》、《年輪》，他的作品不知感動了多少中國人。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現(xiàn)任教于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yè)。1968年下鄉(xiāng)赴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當知青。1974年入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1977年畢業(yè)后分配至北京電影制片廠。1988年調(diào)至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任藝術(shù)廠長。 他的創(chuàng)作多描寫北大荒的知青生活。著有小說《返城年代》、《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父親》 《今夜有暴風雪》 《雪城》 《年輪》等。

　　梁曉聲為什么對知青題材如此情有獨鐘？他如何看待那個年代？帶著這些問題，《國家人文歷史》雜志記者曾在北京語言大學專訪了梁曉聲。

　　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的中國文壇，梁曉聲是叱咤風云的人物。從《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雪城》、《年輪》，他的作品不知感動了多少中國人。如今年過花甲的他，滿頭花白，多年的頸椎病讓他的脖子顯得有些僵硬，加之精瘦的身材，依然讓人感覺他溫文爾雅的表情下，那倔強、精干的個性。

　

 

　　《返城年代》電視劇制作完成已經(jīng)半年多，至今小說出版了，電視劇播出還沒有著落。提起此事，他愁眉不展，“正是因為我跟知青文學的關(guān)系太緊密，所以才會感到很累?！绷簳月曊f，知青文學作為文字發(fā)表事實上并沒有問題，但當它一旦被搬上熒幕，就會變得很敏感。“另一方面一些評論家還在評價我的作品理想主義，這讓我陷入兩難之境?！迸c他此前創(chuàng)作每一部影視作品的命運一樣，“盡管作品側(cè)重表達人性的懺悔，但人們總會覺得你為什么總是揪著那個年代不放？不是我梁曉聲眼睛長了鉤子，而是我想表達的中國人的人性放在那個年代最合適?！绷簳月曁寡?，在這種情況下創(chuàng)作很累?！白鳛橐粋€知青，我已經(jīng)做了我該做的事——寫我們的故事。之后不打算再寫了，不僅知青題材，雜文也不想寫了?！?

　　下鄉(xiāng)插隊，無怨無悔

　　對于“文革”的反思，我從這場運動初期就已經(jīng)開始了，并沒有停留在自身的經(jīng)歷上。我下鄉(xiāng)插隊的目的非常單純，所以后來知青們在爭論有悔還是無悔，有怨還是無怨的時候，我是游離于這些爭論之外的。

　　那時，我家生活太困難了。父親作為中國第一代建筑工人去了四川，工資56元。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四人和一個妹妹，我在家排行老二。我哥哥因為精神失常，大學也沒有上成。父親每個月最多只能往家寄40元。

　　因此，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申請“免費生”。我眼看著母親為了開一張免費證明要跑很多次，只不過一學期少交3元5角錢。

　　每次交學費，老師都要催的：“還有幾個同學沒有交？”

　　我總是在解釋：“我的證明還差幾天就辦下來了?！?/p>

　　一開始不明白，為了3元5角錢母親為什么使我置身于那種尷尬的境地？我的心里是不舒服的，埋怨過母親。有一次，我父親的一位工友從四川回來探親，說梁師傅太不容易了，一塊腐乳就著要吃三天的飯。到五六年級的時候，我開始體恤父親母親，知道他們太不容易了。

　　在這種家庭環(huán)境下長大，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考高中。初中畢業(yè)時，我想如果能參加工作最好，但那是不可能的。我選擇報考師范學校，三年之后可以畢業(yè)當小學老師?！拔母铩币婚_始，我的這個想法也破滅了。

　　初中畢業(yè)，我在家沒事做，就去撿煤核、扒樹皮。現(xiàn)在看來，那實際上是一種行為藝術(shù)，它不能直接解決家里的問題。我就是掙不到錢，但是撿一籃煤核家里能燒一天火，心里面安生一點。

　　我那時穿鞋，是從鄰居一位收廢品的盧叔叔家里撿的，常常找到能穿在腳上的都是左腳或者右腳。我曾經(jīng)在電視劇《年輪》中描寫過一個細節(jié)，中學生下雪天跑步，一名學生的腳印都是朝一邊的，那就是我親身的經(jīng)歷。

　　在這種情況下，有個地方可以一個月掙32元錢，不管是什么地方我都要去，其他都變得不那么重要了。父親在外地，母親那么愁苦，家里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二話不說我就報名插隊去了，不但是無怨無悔，簡直是義無反顧。1968年，我被安排到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一師一團，在插隊那七年除了伙食費，所有的錢我都寄回家了。

　　理想與現(xiàn)實的碰撞

　　我八歲上學，初中畢業(yè)的時候就已經(jīng)十七八歲，下鄉(xiāng)的時候虛歲十九了。我原以為，對于“文革”我的同代人跟我的看法是完全一樣的，是在“文革”期間開始反思，至少在林彪事件時就開始反思了，后來發(fā)現(xiàn)不然。

　　在下鄉(xiāng)之前，我就和我的班主任老師孫桂珍在她家里面討論過，這場運動是公正的嗎？是人道的嗎？我的老師和我差不了幾歲，教我們的時候只有24歲，我曾經(jīng)是她非常關(guān)心的一個學生。她是那個年代，唯一能和我討論這些問題的人。

　　我之所以有這些認識，是因為我早在小學五六年級，就已經(jīng)把我家旁邊的小人書鋪里所有書都讀過了。上初中，我就開始讀一些名著，包括中國的古典名著、革命文學，再后來就開始讀西方文學。讀完我們的，再進入西方文學，雨果、托爾斯泰等，我就發(fā)現(xiàn)完全不一樣，他們把人道主義擺的位置極高，我一下子被洗腦了。下鄉(xiāng)之前，我已經(jīng)開始讀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我之所以能在“文革”期間看到這些書，還是要感謝那個收廢品的鄰居，常常收回來一堆堆舊書?，F(xiàn)在想想，如果沒有下鄉(xiāng)插隊的機會，我可能會在那場運動中走向反面。

　　插隊之后，有收入了，心里相對安定一些。而且我當時就覺得，這場運動不會持久。我讀過一段話，印象特別深。雨果在《九三年》中寫道：“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笨催^《戰(zhàn)爭與和平》之后，我覺得這些作品中的描寫與我所處的這場運動是截然相反的。我們這里說的都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zhì)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蔽腋菀捉邮苣切┪鞣轿膶W作品中的思想，而不是這場運動所宣揚的。

　　1973年初，我從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兵團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回到我們一師一團。我是到兵團總部去參加文學創(chuàng)作學習班。我是團宣傳股報道員，兵團業(yè)余文學創(chuàng)作員。回到團部剛幾天，政治部主任帶我到木材加工廠“蹲點”，總結(jié)“政治思想工作”經(jīng)驗。木材加工廠是團后勤處直屬連隊，離團機關(guān)區(qū)只有五六分鐘的路。

　　木材加工廠有一個鶴崗知青，抬大木時摔斷了腿，被送到師部醫(yī)院住院。腿好后，他想探一次家，領(lǐng)導沒批準，私自回了鶴崗。他母親給連隊領(lǐng)導寫了封信，其中一些話帶有質(zhì)問的語氣。這封信使領(lǐng)隊領(lǐng)導極其憤怒，鶴崗知青回到連隊當天，團支部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并討論對他的處分。“討論”不過是一種形式，連隊領(lǐng)導已找過團員骨干談話，處分已在他回連隊之前就確定了——開除團籍。

　　我以團政治部工作組成員之一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基層連隊的團組織特殊會議。那鶴崗知青痛哭流涕、低頭認錯，團支部書記宣布給予他的處分，連長指導員談過話的團員骨干同時舉手，其他團員還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忍耐不住了。當我對什么事情不贊同的時候，我的言詞往往尖酸刻薄。我說：連隊干部的這種做法，應該被列為破壞團組織原則的做法，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對每個團員意志施加的壓力，更不利于一個基層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這件事使政治部主任對我沒有半點好印象。不久，團機關(guān)開始“精簡機構(gòu)”。政治部所屬干部、組織、宣傳三個股精簡的結(jié)果是二十二分之一。我是一。

　　我那時年少氣盛。一種對政治部主任，對木材加工廠連隊和指導員的挑戰(zhàn)情緒，促使我要求去木材加工廠。我永遠感激當年木材加工廠抬木班的知青伙伴們。他們認為我是被“貶”到木材加工廠的，他們覺得有義務愛護我。  

 

　　大學遭遇各種“出賣”

　　連隊里兩屆工農(nóng)兵學員的名額都與我失之交臂，而一個偶然的機遇將我的名字同復旦大學聯(lián)在了一起。那一次招生，整個東北地區(qū)只有兩個復旦大學的名額，來黑龍江招生的老師無意中讀到了《兵團戰(zhàn)士報》上一篇我的小散文。當時我們兵團創(chuàng)作員中，李龍云、肖復興、陳星兒、陳可雄等等，寫作都比我強得多。那次機遇卻偏偏落在我頭上。同在部隊一樣，進復旦不久，我又成了工宣隊批判的對象，隔墻有耳，路上也有耳。大學沒教給我什么正經(jīng)知識，倒教給我不少“防人”的經(jīng)驗，即盡量將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包裹得愈嚴密愈安全。

　　一日，晚飯后，同寢室一同學邀我去散步。走到一條幽靜的小巷，在一棟洋樓門外，那同學突然問我：“你猜這是誰住的地方？”我搖頭。他告訴我：“這是陳望道先生的住所?！蹦翘煳疑眢w不舒服，直到此時我還一句話沒講過。

　　他問：“你覺得那院子怎么樣？”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問：“要是讓你在那么一所院子里生活你感到滿意嗎？”我隨口回答：“當然滿意?！蔽矣X得他問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不回答未免有些冷淡。

　　沒想到兩天后，系里召開全系師生大會。工宣隊副隊長表情極其嚴肅地發(fā)表講話：“我們有的同學，資產(chǎn)階級占有思想極為嚴重。嚴重到什么地步呢？嚴重到想要住進陳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問問這個同學，你想住進陳望道先生家，那讓陳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呢？大概你還夢想住進中南海去吧？這叫野心??！……”

　　還有一次，一位黨員同學，虔誠之至地對我說：“大梁，你入學前就發(fā)表了小說，以后你得多幫助我??！”

　　我連忙謙虛，不料那同學一本正經(jīng)地說：“你別假裝謙虛好不好？謙虛過分就是虛偽。”我見他這么說，便回答：“你是黨員，你思想覺悟比我高，請你在思想上今后多幫助我?！?/p>

　　那位黨員同學竟向工宣隊匯報，說我要與他達成一筆“交易”——我請他幫忙解決組織問題，以幫他修改文章為報答。我又被“出賣”了。

　　“出賣”，各種人之間的各種“出賣”已不能用“品德”二字解釋，是那一歷史時期的“流行病”。這些人，這些事，漸漸使我意識到，大學是不能滿足我強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給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種東西：入黨，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墊腳石。想要多少塊？它可以給多少，但需要等量的“實際行動”去換取。

　　“文革”是我們的悲劇

　　“文革”是全國99％的人都被卷入進去的運動，其中5％的人很慘，動不動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腳，永世不得翻身。剩下的分為這樣幾部分，有的人極左，出身好，又是造反派，人性中惡的東西就被調(diào)動起來了。但就因為你出身好，就有理由拿起板兒磚來把別人打得頭破血流嗎？因為他被指為右派就可以那樣對他嗎？因為他是走資派就可以那樣對他嗎？因為他的父親有問題，就可以欺負他嗎？這時人性最丑惡的一面被調(diào)動起來，并且不受指責。

　　另外一部分人只是認為，毛主席說的總是對的吧。后來覺得不對了，但怎么辦？不知道。誰來制止也不知道。

　　還有極少數(shù)的人是痛苦的。像我這種人，出身好，工人家庭，在“文革”前讀過書，按理說我會一下子墮入極左的行列，可是我受的文化教育完全不能接受?！拔母铩遍_始不久，我已經(jīng)感覺到痛苦了。我覺得那個時代完全是違反人性的。到“文革”末期，我已經(jīng)快被打成反革命了。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真覺得，老天爺啊，終于解放了。

　　回顧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理歷程和思想歷程，我們小時候是唱著這樣的歌長大的：“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jié)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lián)又?，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斗，學習偉大的領(lǐng)袖毛澤東……”

　　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shù)幼年、童年乃至青少年，家里給買一件新衣服會使我們歡欣雀躍。新衣服是爸爸媽媽買的，可我們都普遍地認為最應該感謝的是毛主席和共產(chǎn)黨。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chǎn)黨。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衣服。我們的父輩虔誠地在我們的頭腦中打上這種“胎記”。全社會唯恐我們忘卻了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義只有一個——知恩圖報。

　　后來我們長大了。我們開始唱另外一首歌：“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心，要為真理而斗爭，哪里有困難，哪里有我們，赤膽忠心為人民，不怕千難萬險，不怕山高海深，高舉革命的大旗，激浪滾滾永向前，永向前！……”

　　我們唱著這首歌經(jīng)歷了三年災害。我們這一代大多數(shù)人的胃，消化過野菜、草籽、樹葉。而“人造肉”、豆餅、糠皮在我們看來是好東西。可我們唱那首“青年進行曲”時聲音嘹亮，并不氣短。

　　我們這一代人當時的悲劇在于我們追求一種“革命思想”的熱情，超過我們追求文化知識的熱情。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沒有文化知識作為奠基石，與宗教教義相差無幾。我們不懂得這一點，社會也不懂得這一點。我們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在“革命思想”的灰錳氧中浸泡過的。而我們所受的一切“革命思想”教育的全部內(nèi)涵，其實只用兩句詞兒就足以概括——熱愛吧！感激吧！在中學政治課堂上，我們的頭腦中漸漸形成了這樣的結(jié)論——領(lǐng)袖即黨。

　　在“文革”中，我們這一代的熱愛、敬仰、崇拜、服從達到了頂點。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熱，整整一代人的迷亂。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亂與狂熱，對社會來說，是颶風，是火，是大潮，是一瀉千里的狂瀾，是沖決一切的力量！當這一切都過去之后我們累了。當我們感到累了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嚴峻的思考。當我們思考的時候，我們才開始真正長大成人。當我們長大成人了，我們才感到失落。當我們失落了，我們才感到憤怒。當我們憤怒了，我們才感到失望。當我們感到失望了，我們才覺醒。當我們覺醒了，我們才認為有權(quán)譴責！

　　希望人們不要忘卻那個年代

　　我最初寫知青，出于兩個目的。第一，通過我的作品，可以或多或少地表達我對“文革”的批判。那個時代有多“左”，只有這個題材能夠多少承載出來一些。我覺得，非常有必要讓人們了解那個年代，現(xiàn)在有些不了解的人甚至認為，那時候沒有那么不好。他們不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我們花了多大的力量來糾正那個年代的“左”，有很多人為此做出了犧牲。

　　第二，是想要作知青的代言。知青剛回城時，城市里的人都會用一種疑慮的態(tài)度看待你，因為你原來是紅衛(wèi)兵啊，甚至有“狼孩回來了”的說法。但實際上不都是。而且我覺得這一代人經(jīng)過了鍛煉，和從前不同了，開始思考“文革”了，總之城市要重新認識他們。有誰比這一代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失落更空洞？

　　這次寫《返城年代》是想回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個端點，我們沒估計到中國的發(fā)展會帶來這么多的新問題。那時有一種說法：“經(jīng)濟搞上去了，文化自然而然就會跟上來了?！爆F(xiàn)在我們發(fā)現(xiàn)可能完全相反，經(jīng)濟發(fā)展了，文化喪失了自覺性的時候，就變成了全民族的娛樂場。我不是懷舊，當下的中國是充滿問題的中國，但這些問題需要時間來解決，而80年代以前，我們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jù)。我覺得，從1957年到“文革”結(jié)束，都是有問題的。那些問題比目前中國存在的問題要大得多。今天的問題是我們發(fā)展中的問題，我們只要有智慧能夠破解它，是希望中的問題。那個年代，對于我這種讀過一些書的人來說，是一個絕望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