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結(jié)構(gòu)與文字都進步了,但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老舍謙遜地總結(jié):“我的好處——據(jù)我自己看——比壞處少。”
老舍逝世50年后,他的《四世同堂》要更新了。
幾年前,在哈佛大學施萊辛格圖書館,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發(fā)現(xiàn)了《四世同堂》的英文譯稿。譯稿主人是譯者浦愛德。趙武平對英文譯稿進行回譯,譯文十余萬字,將刊登在《收獲》雜志2017年第一期。
這一版本,比1982年馬小彌的譯本更全,也更接近老舍。不過《四世同堂》中文版從未全數(shù)發(fā)表,手稿部分散佚,英譯本又略去許多內(nèi)容,想找到最本真的《四世同堂》幾無可能。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幾方消息表明,有多家機構(gòu)爭取出版結(jié)合新譯部分的全本《四世同堂》,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中華書局最有希望。
譯稿面世處于一個微妙的時間段——2016年是老舍逝世50周年,按照著作權法,2017年1月1日,老舍所有作品都將轉(zhuǎn)為公版。出版社出版老舍作品,不再需要支付版稅。
在《四世同堂》掀起波瀾的同時,方旭排演的話劇《二馬》也在北京上演。過去十年里,“老北京”方旭排演或參與了六部與老舍有關的作品。
1946年,老舍應邀訪美,待了三年多,《四世同堂》在那里完稿,并完成英譯。往前二十多年,1924年,老舍第一次旅居海外。在英國,他開始寫作生涯,完成了頭三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
《二馬》講述老馬、小馬兩個華人在倫敦的境遇。老舍想用這個故事來比較“兩國國民的民族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二馬》也可以視為老舍在倫敦見聞的投射。
了解1920年代老舍在倫敦的境遇,對理解老舍顯然必要。1930年代的一次演講中,他曾坦陳:“設若我始終在國內(nèi),我不會成了個小說家——雖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說家?!?/p>
1924年9月14日,在海上晃蕩幾十天后,舒慶春終于抵達英國?!暗氯f哈”號客輪停靠在蒂伯里港,乘客們趕著下船,以便盡快奔前程。
外國乘客需要檢驗護照,舒慶春等待了一個半小時。一同從上海過來的乘客,眼疾手快,早已走得零零落落。碼頭到倫敦市區(qū)二十多英里,通關后,他還得再坐半小時火車。
車上,他好奇地眺望外頭的英國田園:烏云稠密,底下地形起伏,綠意延綿不絕,偶爾閃過鄉(xiāng)村房舍,間或有牛搖尾巴吃草,并不見莊稼。他暗自感嘆:“這不是個農(nóng)業(yè)國!”
離倫敦越近,鄉(xiāng)村景致越稀薄,房屋變得密集,墻面掛著煙塵,好像被熏過。在坎農(nóng)街一下火車,他就看見了接站的易文思教授。兩人坐地鐵到利物浦街,把行李交給轉(zhuǎn)運處,就找地方喝啤酒、吃點心。去了幾個地方,倫敦給他留下最初印象:外面烏黑不起眼,可里面清潔、有秩序。
易文思告訴舒慶春,住處已給他找好,就在自己居住的巴尼特——倫敦北郊的幽靜市鎮(zhèn),合租者是舒慶春好友,作家許地山。舒慶春樂了:“見了他還有什么事做呢,除了說笑話?”
兩年前,在正直的滿族牧師寶廣林影響下,老舍于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鄭重啟用表字“舍予”,取“舍己”之意。一度,他常征引宗教故事,來表鏟除社會積弊等道理。
在教堂,老舍結(jié)識了許地山,一見面就覺得“這是個朋友”,同時結(jié)識了擔任牧師的羅伯特·易文思。易文思在燕京大學教書,不久因精神崩潰回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在為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的岳父物色中文講師時,他想到了舒慶春。
舒慶春到達公寓時,許地山就在屋里,正用鋼筆在雜貨鋪賬本上寫字,原來是創(chuàng)作小說。他從美國拿了碩士,剛到倫敦,準備過段時間去牛津大學繼續(xù)研究宗教。
接下來近五年,舒慶春要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文講師,年薪250英鎊。9月16日,舒慶春收到院長來函,其中列明工作細節(jié),諸如每周最多20小時課程,并應允他可以使用“Colin C. Shu”這個名字。據(jù)日本學者日下恒夫考證,Colin是舒慶春的洗禮名,意思是“人民的勝利”。
在倫敦,舒慶春開始了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過了快兩年,連載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期間,他開始使用筆名老舍。“老舍”和“人民的勝利”,未來會成為這個北京青年的生命關鍵詞,就像這次跨海旅程,艱難顛簸,含笑帶淚。
“可以,往下寫吧!”
老舍,也就是舒慶春、舒柯林,雖做過小學校長、勸學員,但毫不寬裕。他從北京到上海的路費和二等艙船票,都由倫敦傳教會預付。
“有點像咱們八九十年代的出國熱,所有人能走就盡量走,到外面去看看?!狈叫翊Ф?。
初到倫敦,老舍與校方和房東都相處得和平,但許地山很快離開,使他的鄉(xiāng)愁愈發(fā)濃烈。住了一冬,到1925年開春,老舍搬去城市西部的圣詹姆斯廣場,那兒離著名的諾丁山和海德公園不遠。
1925年,易文思教授英年早逝;“德萬哈”號客輪退役,廢鐵賣了2萬英鎊出頭;滿是殖民地豐饒物產(chǎn)的英帝國展覽,繼續(xù)于溫布利公園舉行;倫敦市區(qū)車水馬龍,銀行、企業(yè)總部等高樓大廈集中出現(xiàn),報業(yè)、郵局等公共機構(gòu)增長迅速。大戰(zhàn)后世道總體和平,但殖民體系逐漸力不從心,經(jīng)濟持續(xù)疲軟,失業(yè)率走高。
老舍與英國人克萊門特·埃支頓同租一樓,后者正在東方學院學中文。他和埃支頓互相輔導語言,還幫對方翻譯了《金瓶梅》。埃支頓是牧師的兒子,“一戰(zhàn)”時做到中校,年近四十,以做業(yè)余教員為生,聰明、豪爽、多情。這個譯本,因把露骨的性描寫譯為拉丁文而聞名。
初版扉頁上,埃支頓寫道:“獻給我的朋友舒慶春!”但老舍對這段經(jīng)歷長期緘默。據(jù)老舍之子舒乙考證,他僅在一次于美國發(fā)表的演講中提過這個英譯本,并稱贊《金瓶梅》是“明代最杰出的白話小說”。1954年,老舍更否認自己曾從事過翻譯工作,即便他的譯作有二十五六萬字。
埃支頓交游廣闊,令老舍窺見倫敦底層社會。一位年輕工人,談吐很好,卻時常失業(yè),是個社會主義者。有個可愛的小老頭,通曉好幾門語言,但找不到工作。有位老者,念了博士,常跟他們討論東西方哲學,卻只能幫人擦玻璃。老舍看到了“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
在樓梯邊的小房間里,老舍真正開始了創(chuàng)作。初寫小說時,他沒信心,給許地山念了幾段。許地山回應:“可以,往下寫吧!”三年間,老舍寫出了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以及部分《二馬》。三部小說,均獲著名的《小說月報》刊載。
1941年,許地山去世,老舍哀痛寫道:“我總感到他必能活到八九十歲,而且相信若活到八九十歲,他必定還能像年輕時那樣有說有笑,還能那樣說干什么就干什么,永不駁回朋友的要求,或給朋友一點難堪?!?5年后,老舍逝世,不知又換來多少同感。
究竟也算上了種族主義的當
1928年,老舍搬進倫敦市區(qū)的托林頓廣場14號,寫完了《二馬》。1927年9月底,老舍見到了主編《小說月報》的鄭振鐸。
作家張愛玲曾回憶母親朗讀《二馬》的情景:“雜志每月寄到了,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到現(xiàn)在我還是喜歡《二馬》,雖然老舍后來的《離婚》《火車》全比《二馬》好得多。”
《二馬》寫馬氏父子一年的倫敦生活。老舍本意,是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
小馬名叫馬威,被老舍當做理想人物寫,還嫌不夠,又添上留學生李子榮,贊其為“心神健全的英雄”。兩人合起來,善于學習,自尊自強,大概是中國的未來希望。
馬威的父親馬則仁是官迷,好面子,總覺得西方“俗氣”。他一出船艙就摔了跟頭,舉止頗有點滑稽,似乎落后于時代,但并不像前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那樣,唯利是圖或渾渾噩噩。
“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后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為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崩仙嵩凇段以鯓訉憽炊R〉》中寫道。
父子倆遇到許多文化沖擊,還分頭愛上了房東溫都母女。朝夕相處中,溫都母女也發(fā)現(xiàn),馬氏父子沒殺人放火吃老鼠,還頗惹人喜愛。不消說,愛情終因種族主義成了悲劇。
當時,描寫華人惡棍傅滿洲的小說,已在英美流行多時,續(xù)作還不斷誕生。這類夸張角色,在英國文化中并不少見,更加深公眾偏見。
創(chuàng)作談里,老舍寫及英國人對中國的臆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發(fā)卷著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著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語,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后加以主觀的判斷?!?/p>
老舍反省,自己做得“雖沒這樣壞,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他描寫的英國人,平素照章辦事,但無端心生惡毒。也寫到不爭氣的同胞,像當眾侮辱小馬的留學生,砸馬家鋪子的群氓。
早期作品中,老舍習慣直接利用人物表達觀點。雖然讀了很多英文小說,并自覺學習英國小說的結(jié)構(gòu)與敘述,他在《二馬》里仍拋開故事疾呼:“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等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中國人!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愿意永遠當狗!”
考慮到老舍在英國的生活,《二馬》或許離他很近。托林頓廣場的居住環(huán)境差勁,他因此害了胃病。他幾次跟朋友寧恩承講起,自己因周末留在公寓吃飯,而遭飯廳服務員奚落。在英期間,除了埃支頓,他只與幾位華人交好,幾乎從未擺脫孤獨。
在小說里,他描摹過小馬的孤寂:“聽著街上的車聲,圣保羅教堂的鐘聲,他知道還身在最繁華熱鬧的倫敦,可是他寂寞,孤苦,好像他在戈壁沙漠里獨身游蕩,好像在荒島上和一群野鳥同居。”
小說寄出不久,老舍與倫敦大學合約期滿,起身赴歐陸游歷。
臨行前,老舍去了趟巴尼特,看望房東姊妹。妹妹正直勤勉,生活負擔重,還要照顧有些精神障礙的姐姐,當時“背已很彎,發(fā)也有些白的了”。
老舍拿著校方發(fā)的80英鎊路費,在歐洲周游三月,在新加坡執(zhí)教半年,攢足路費,終于回到故鄉(xiāng)北京——當時已改名北平了。
當南方周末記者問起那段英國時光對老舍的影響時,老舍長女舒濟干脆地回答:“造就了一個文學家?!笔鏉浀茫仙岱浅O矚g莎士比亞和但丁。1970年代末,她調(diào)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整理老舍作品。 老舍曾批評自己的許多作品?!独蠌埖恼軐W》文字“還沒有脫開舊文藝的拘束”;《趙子曰》結(jié)構(gòu)強了,“可文字的討厭與敘述的夸張還是那樣”?!抖R》更豐富,結(jié)構(gòu)與文字都進步了,但沒寫完——原本可能有發(fā)生在巴黎的后傳,且立意太淺,動機只是比較國民性,“至多不過是種報告,能夠有趣,可很難偉大”。而且人物狹窄,大多是“中等階級”的。
他謙遜地總結(jié):“我的好處——據(jù)我自己看——比壞處少,所以我很愿意看人家批評我?!?/p>
“你們美軍應該趕快退出中國”
1946年秋天,在紐約附近的藝術家營地雅斗,日本作家石垣綾子見到了老舍。老舍身著西服,系著一條顏色素樸的領帶,“與其說是個作家,不如說更像個教師”。在她眼中,老舍向大家打招呼很謹慎,“不是那種在眾人面前喜歡多嘴多舌的人”。
三十多年后,石垣綾子聽說,老舍被恢復名譽后,話劇重新在北京演出,六天的戲票一小時就賣了精光。
1946年3月,老舍與戲劇家曹禺結(jié)伴抵達美國。這次旅程由費正清夫婦促成,美國國務院出面邀請。一年里,他們結(jié)伴游歷美國和加拿大,邊走邊講課。兩人關系很好,經(jīng)費緊張時合租一塊錢一天的屋子。周六,他們拎一瓶酒回去,喝一會兒就唱京劇。老舍拿手的是老旦和須生。
因為1945年《駱駝祥子》英譯本出版,成了暢銷書,老舍受到熱烈歡迎。曹禺說,美國人其實普遍不了解中國,從前只知道個孔夫子。
他們體會到美國的先進,也發(fā)現(xiàn)它的另一面。他們?nèi)バ履鞲绲挠〉诎脖A舻?,下車就被一群貧困的印第安孩子圍攏,兜售自制陶器。兩人想在華盛頓請黑人作家吃飯,卻被飯店門上的告示“禁止黑人進餐”擋駕。
有次集會,一個美國人問他們,希望美國政府如何幫助中國。老舍一反常態(tài)正色回應:“你們美國軍隊應該趕快從中國退出!”曹禺也驚訝。
旅途中,老舍抽空去雅斗待了大約三周。每天早晨不到六點半,他就起床打太極拳,過半小時,就去森林中的平房悶頭工作。
他在美國讀了很多書,尤其著迷于描寫美國南方的威廉·??思{。曹禺在一年訪問期滿后回了國,老舍則留在美國寫作,最重要的是寫了《四世同堂》的剩余部分,以及中文手稿散佚的長篇小說《鼓書藝人》。
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為《四世同堂》寫過書評,還推薦自己的文學經(jīng)紀人戴維·勞埃德給老舍,兢兢業(yè)業(yè)地為他代理了十年著作權事務。在美國,老舍曾與《駱駝祥子》《離婚》的英譯者伊萬·金打過官司,后者實在喜歡給原作增刪情節(jié)。
最新發(fā)現(xiàn)的那部分《四世同堂》,就出自這段時光。有陣子,老舍白天與華人譯者郭鏡秋一起重譯《離婚》,晚上與浦愛德一起譯《四世同堂》。浦愛德是傳教士的女兒,在中國出生長大,中文聽說俱佳,卻看不懂。老舍就把小說念給她,由她譯成英文。
問題在于,老舍念小說時,時常隔過幾段。浦愛德的譯稿實際與《四世同堂》原作仍有差異。但在第三部《饑荒》沒有出版單行本,手稿又于“文革”遺失的情況下,由浦愛德譯稿回譯的《饑荒》,可能最為接近原作。
離開雅斗,老舍還常招呼大家去吃中國菜,并親自下廚。石垣綾子記得,1949年6月,天氣很熱,上海剛解放不久。老舍難得地情緒高漲,激動地告訴大家:“中國不久將獲得新生了。”屋里掛著郭沫若手寫的殷墟文字,他就著郭沫若的故事,講述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命運。
1948年,周恩來曾指示郭沫若、茅盾等一二十位文藝界人士,聯(lián)名寫信邀老舍回國。國民黨方面也勸他赴臺。1949年11月,他回到大陸,在燈市口西大街的丹柿小院住了下來。
1966年“八二三毆斗”轉(zhuǎn)天,老舍自沉太平湖。沉湖細節(jié)眾說紛紜,有說老舍懷抱《駱駝祥子》或《茶館》手稿,但他的家人否認。
作家汪曾祺與老舍素有往來。在1986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八月驕陽》中,他想象了老舍的最后時光。
“園門口進來一個人。六十七八歲,戴著眼鏡,一身干干凈凈的藏青制服,禮服呢千層底布鞋,拄著一根角把棕竹手杖,一看是個有身份的人……這人眼神有點直勾勾的,臉上氣色也不大好。不過這年頭,兩眼發(fā)直的人多的是。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張長椅旁邊,坐下來,望著湖水?!?/p>
十二年后,老舍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鄧小平、李先念等領導人送去花圈,致悼詞的是老舍的朋友茅盾。不過,火葬場當年直接遺棄了老舍的骨灰,骨灰盒中,據(jù)說是鋼筆和眼鏡等遺物。延續(xù)老舍生命的,是那些長久流傳的作品。
1980年,經(jīng)導演陳達介紹,年輕演員斯琴高娃認識了導演凌子風。那時,她剛因處女作《歸心似箭》出名?!澳隳切∠眿D演得不錯,這么著,你就演我的《駱駝祥子》吧。”沒說幾句,凌子風直接邀約?!案陕锒何彝鎯??”斯琴高娃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自己嚇得說不出話,只當對方說笑。
沒多久,斯琴高娃去吐魯番拍戲,凌子風電話追到片場:“不能撂挑子,就是你了!”電影《駱駝祥子》反響熱烈。片中潑辣的虎妞,成了斯琴高娃最深入人心的銀幕形象。回頭看,她覺得自己與老舍有緣:“天意,沒轍?!?/p>
凌子風本想同時拍攝老舍描寫女性悲慘命運的中篇《月牙兒》,但上級不松口:“別學日本的《望鄉(xiāng)》,讓年輕人學壞?!?986年上映的電影《月牙兒》中,凌子風擔任了藝術顧問。
到方旭排“老舍三部曲”(《我這一輩子》《貓城記》《離婚》),斯琴高娃成了藝術顧問。合作持續(xù)到《二馬》。
方旭和老舍結(jié)緣是在2007年。那年,方旭演了《駱駝祥子》片段。當時執(zhí)導的人藝老導演蘇民,已在2016年8月去世。此后近十年,方旭陸續(xù)改編、參與了老舍的五部作品。
演《我這一輩子》時,方旭遇到一樁奇事。頭輪演出,在北京蓬蒿劇場,演到張勛復辟,方旭得躺在地上打滾,把鋪地的那一大塊漿布卷起來,再從中鉆出來。未承想,他發(fā)現(xiàn)自己鉆不出去,空氣越來越稀薄。他嚇壞了,唯恐出“舞臺事故”。
最后,他掙扎出去,換身黑警服回到臺上,張口一句“中華民國”。也不知道自己的聲音是從哪出來的,又嚇到了。一瞬間,他有了“角色上身”的感覺,那是演員們期待的體驗。往后,方旭不再有如此刺激的經(jīng)歷。
《我這一輩子》是出獨角戲,100分鐘全由方旭自己撐。六年里,方旭體驗了60場生死,演得“掏心掏肺”。2016年之后,他不演了,“演不動了”。
最新排的是《二馬》。《二馬》的故事沒那么精彩;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又不復當年那么激烈。方旭無從下手,糾結(jié)三個月,直至突然想起香港市民與內(nèi)地游客的爭端?;ゲ粶贤ㄔ斐傻拿?,近百年后仍在重演。
全劇開始是一陣進行曲,幾個英國人讀報:礦業(yè)罷工、倫敦地鐵停運、球員性丑聞……話題突然轉(zhuǎn)到中國人:“把中國人驅(qū)逐出境,還倫敦清凈!”理由似曾相識:中國人出了國什么都搶,箱包、手表、電飯煲、奶粉……后來,有觀眾反映:若不是中國人在演,他們就要直接往臺上扔東西。
“泰晤士河里漂的都是死魚,走在街上我們看不見彼此。我懷念北平,那里天是藍的,空氣清新?!被貞浲甑闹袊顣r,牧師女兒凱瑟琳說道。臺詞聽來不免諷刺。
“這不是老舍原話,但我覺得放在這兒太合適不過,當年英國工業(yè)發(fā)展中遇到的所有問題,中國人早就看到了,應該有能力回避掉。依然沒有,還是奔那兒去了?!狈叫窀锌?/p>
在學者趙園看來,《二馬》是老舍“批判市民性格、批判造成這種性格的市民傳統(tǒng)”的發(fā)端,這一“老舍主題”,在《離婚》中達到成熟。
趙園的碩士論文《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xiàn)者與批判者———老舍小說初探》,是老舍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八麄兊纳钅康?,不在取得沒得到的,而在小心翼翼保守住已有的:無論智愚賢不肖,他們多半沒有‘非分之想’,不愿也不敢茍取茍得,他們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的知足,與世無爭,是個本本分分的老百姓?!壁w園形容老舍筆下那些“老中國的兒女”。
2001年,老舍遺孀胡絜青去世。老舍大女兒舒濟和兒子舒乙,都多年從事老舍作品的研究、整理工作。舒乙曾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長。
而今,倫敦圣詹姆斯廣場的那處房屋,已被鑲上示意“名人故居”的藍色標志。
?。ǜ兄x關紀新先生對本專題采訪的幫助)
【責任編輯: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