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二字不能概括她的一生。她是大蕭條時期的口紅，是冷戰(zhàn)里天鵝絨的裙子。她是20世紀的痕跡。她和她所經(jīng)歷的一切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政治蕭條的地方最需要娛樂，童年消逝的時刻最需要童年。

 

　　秀蘭·鄧波兒

 

　　秀蘭·鄧波兒

　　媒介技術(shù)仿佛冷凍了人的記憶，把秀蘭·鄧波兒永遠定格成那個卷發(fā)、大眼、笑起來露酒窩、能歌善舞的美國甜心。這與人們是否看過她的電影無關(guān)，也與她本人究竟是何性格無關(guān)。直到去世，她都是童星，幾乎是惟一的電影童星，盡管距離她最后一部電影上映已經(jīng)過去75年。

　　有兩本書可以作為她的訃告，或者，把她的傳奇一生（1928年4月23日至2014年2月12日）視為這兩本書的注解。

　　一本是美國社會學家尼爾·波茲曼所著《童年的消逝》。書中的觀點是，童年是一個被發(fā)明的概念，起源于文藝復興，在此后的社會發(fā)展中，由于對教育的強調(diào)，尤其是紙質(zhì)出版物的普及，讓成年人和孩子越來越不同；而電視的出現(xiàn)抹平了這種差別，把成年人的世界全部暴露在孩子們面前，人類再次失去了“童年”。該書作者出生于20世紀30年代，正是秀蘭·鄧波兒統(tǒng)治好萊塢的時代，她的走紅證明了人們對于“童年”的眷戀，也預示著天真的消逝。她有一段著名的話，“我6歲時就不相信圣誕老人了，因為媽媽帶我去商店的時候，他竟然問我要簽名?！?/p>

　　另一本是美國社會學家G·H·埃爾德寫的《大蕭條的孩子們》。鄧波兒完全符合這個定義。作者通過社會調(diào)查得出結(jié)論，大規(guī)模失業(yè)改變了家庭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母親變得強勢，同時，家中的孩子過早進入經(jīng)濟活動，變得獨立、懂得奮斗、對社會敏感，而對女孩的培養(yǎng)更側(cè)重于家務勞動（這只是其結(jié)論的一部分）。7歲時，鄧波兒每周可以賺1000美金（《經(jīng)濟學人》雜志認為這相當于現(xiàn)今的17000美金），是家中的經(jīng)濟支柱。她息影時的總收入超過百萬美金，其中絕大部分被父親虧損在投資中，而負責管理甚至“設計”她的童星之路的，正是她的母親。

　　“你的電影讓人們開心”

　　人們試圖證明在銀幕上永遠快樂的鄧波兒實際上擁有一個悲慘的童年，常常徒勞。回憶過去，她總是說，“我絕對是在愛中長大的?！?/p>

　　從小拍戲，母親都陪在身邊，每天晚上帶著她背臺詞，幫她卷頭發(fā)——每次都是56個卷。母親并不經(jīng)常懲罰她，而是引導和鼓勵。倒是她3歲時出演系列短片《布勒斯克斯寶寶》（Burlesks），劇組對所有參演的小孩都有一個律令，誰調(diào)皮就會被關(guān)進一間沒有窗子的音箱，里面只放一塊冰。但鄧波兒說，這個小黑屋并沒有給她造成心理陰影，反而教會了她人生的道理——“時間就是金錢，浪費時間就是浪費金錢”。

　　《紐約時報》把鄧波兒的成功歸因于“她自己的魅力和母親的堅持”。后者很早就決心將這個孩子推入演藝圈，從小培養(yǎng)她聽留聲機，3歲時送她學舞蹈，帶她試鏡。1933年，鄧波兒初入演藝圈，母親又悄悄將她的年齡改小一歲。這些手段確保小姑娘一出道就具備了明星素質(zhì)——樂觀、懂事、會說話、又唱又跳，早早貢獻出了水準以上的表演。演對手戲的成年人忘了詞，她還能提醒。

　　1934年是她童星事業(yè)的高峰，那年她出演了8部電影。20世紀?？怂构驹谂臄z現(xiàn)場為她建起一個臨時兒童樂園，用圍欄養(yǎng)了兔子，在樹下掛起秋千，配了一個保鏢、一個秘書，秘書每周要替她回復4000封粉絲來信。從1935年到1939年，她是好萊塢的第一大明星，就票房而言，克拉克·蓋博、葛麗泰·嘉寶等巨星都被她遠遠甩在后面。據(jù)說她曾坐在200個名人的腿上玩耍，其中她最喜歡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局長J·埃德加·胡佛，因為“他的腿最軟”。

　　“我也想知道為什么，”鄧波兒曾經(jīng)問母親，母親的回答是，“因為你的電影讓人們開心?！备改覆]有告訴她，美國正在經(jīng)歷一場史無前例的經(jīng)濟大蕭條。股市崩盤、銀行倒閉，四分之一勞工失業(yè)，百萬學生輟學。與此同時，一大排休閑娛樂產(chǎn)業(yè)逆勢上揚，口紅、面膜、按摩、美發(fā)、唱片、相機等等。跳著踢踏舞的鄧波兒，和這些產(chǎn)品一樣，讓人們在艱難時世里松了一口氣。

　　中產(chǎn)階級破產(chǎn)了，影院降低票價，為了吸引數(shù)量更眾的底層。B級片在這樣的市場中崛起，恐怖電影《金剛》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充滿童趣、老少皆宜的內(nèi)容也受到歡迎，比如動畫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和秀蘭·鄧波兒?！爸恍枰?5美分，人們就可以忘掉他們的煩惱了，”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富蘭克林·羅斯福這樣贊賞鄧波兒的貢獻。

　　在羅斯福新政中，“保持樂觀”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項。在這方面，鄧波兒的形象比總統(tǒng)本人有用得多。她在影片中的角色，總是以一個孩子的力量——常常是一個孤兒，來修復成人世界里四分五裂的關(guān)系，挽救賭徒，讓父女重聚，“平定”駐扎在印度的英軍叛亂，讓白人和印第安人取得和解。她也許還是第一個在銀幕上和黑人握手的白人女演員……她是那個時代的超級英雄，用無條件的樂觀，完成不可能的任務——這種故事在此后的大眾文化商品中屢屢見到，最新的例子是一部韓國偶像劇——為所有的女性觀眾制造出一個無所不能的男友。

　　成年之后的鄧波兒，對自己的角色認識得很清楚，“大蕭條時期的人們需要鼓勵，于是他們找到了一條小狗任丁丁（一戰(zhàn)后的好萊塢動物明星）和一個小女孩。”她的形象被制作成玩偶，印成衣服，她代言的品牌從通用電氣到力士香皂，麥片的盒子、罐子和碗上全是她的笑臉，她對每個吃早餐的美國人說早安。

　　不是每個人都愛她，說得更準確一點，不是每個人都愛她的銀幕形象。在她最紅的時候，英國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在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影評，評論由她主演的電影《威莉·溫基》，文中批評“她的孩童天真是一種偽裝”，電影中“精心維持的小身體”、“來自電影制片廠的眼神”、“成人般的感情”，都在附和中年男性觀眾的審美需求。“這只是一種表面的童年”，格林得出了和《童年的消逝》相似的結(jié)論。制片公司很快起訴了他，法庭認定誹謗罪成立，判處雜志罰款3500美金，格林本人躲去了墨西哥——作出判決的法官也是鄧波兒的影迷。

　　裙子與革命

　　鄧波兒的發(fā)型和衣著成了大蕭條期間女孩子競相模仿的對象，但是如果?？怂构景l(fā)現(xiàn)其他女孩在某部電影中出了風頭，就會立刻換掉她。他們不允許別人動搖這棵搖錢樹的地位。當鄧波兒進入青春期、票房號召力開始下降，公司也這樣拋棄了她。

　　1940年，鄧波兒轉(zhuǎn)投米高梅公司。那時她進入青春期，長了個子，標志性的金色卷發(fā)也變深成為棕色，用電影史學家大衛(wèi)·湯普遜的形容，只是一個“普通的少女”。另有人認為，如果她沒有錯過出演《綠野仙蹤》的機會，也將順利完成轉(zhuǎn)型。她在自傳《童星》中記述第一次去米高梅的情形：在辦公室里，制片人直接拉開了他的褲鏈，那時鄧波兒還沒有性的概念——不像后來的美國少年那般早熟。她發(fā)出了電影中那樣“銀鈴般”的笑聲，對方把她趕了出去。

　　她畢竟只是個孩子，就像最初不能理解自己的走紅一樣，她也沒有因為失寵而遭到太大的打擊。她終于可以像其他孩子那樣去上學了。童年的家教和演藝圈的訓練，讓她很早就形成了穩(wěn)定的性格，并和自己的銀幕形象一樣，保持著積極樂觀的底色。1988年，她的第二任丈夫查理·布萊克在接受采訪時說，“38年來，我每天都和她生活在一起，不論順境還是逆境，我覺得她只有一種性格。這應該算是心理學上的災難。即便半夜你把她叫醒，她也還是大家認識的那個樣子。觀眾六十多年來看到的，就是她的本質(zhì)?！?/p>

　　接下來的幾年她繼續(xù)拍攝了幾部影片。在和里根一同出演的《That Hagen Girl》中，觀眾們看到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親了這個屬于美國人的寶貝，發(fā)出了叫罵聲。據(jù)說當時里根就坐在影院里，蜷在座位上，怕被人們發(fā)現(xiàn)。觀眾對鄧波兒的銀幕童年戀戀不舍，她本人的成長卻好像突然加速了——17歲嫁人，20歲產(chǎn)子，22歲息影，開始面對殘酷的真實生活。第一任丈夫是24歲的空軍中士約翰·艾加爾，后來也成了演員，卻是個酒鬼；1967年，她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失敗。晚年又遭受了乳癌的考驗；。

　　嫁給第二任丈夫后，鄧波兒隨夫搬去華盛頓，丈夫以海軍少校之職進入五角大樓，她成了共和黨的募款人。她是越戰(zhàn)的支持者。1969年，尼克松總統(tǒng)任命她為美國駐聯(lián)合國代表。1974至1976年，她出任美國駐加納大使。1976至1977年，出任福特內(nèi)閣的禮賓司司長。1989年，又被老布什總統(tǒng)任命為駐捷克大使。政壇之路進行得很順利。

　　“我惟一的問題就是，美國人始終不愿意相信我已經(jīng)從我的電影中長大了。”在和她一起為尼克松服務之前，亨利·基辛格在一個派對上見過她，當她談論起納米比亞，基辛格感到驚訝，她竟然還知道這個詞。之后，他把對鄧波兒的評價修改為“聰明、意志堅強、富有紀律性”。

　　歷史學家Timothy Stanley發(fā)現(xiàn)，20世紀70年代的好萊塢在政治上整體偏向共和黨（保守派），約翰·韋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人都是鐵桿支持者，當時的電影工業(yè)反對工會，反對共產(chǎn)主義，甚至反對民主。這一趨向如今發(fā)生左轉(zhuǎn)，民主黨（自由派）成了好萊塢的主流選擇。2012年，大導演史蒂夫·斯皮爾伯格和現(xiàn)任夢工廠CEO杰弗瑞·卡森伯格各自為奧巴馬貢獻了百萬美金的捐贈。而在70年代，里根當選總統(tǒng)是好萊塢保守政治的頂峰，鄧波兒及其同輩人是他最后的支持者。

　　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直接對立；當時的美國，左右兩派也為越戰(zhàn)、平等等議題激烈斗爭。就在鄧波兒赴布拉格擔任美國大使期間，共產(chǎn)主義在東歐落下帷幕，她剛到4個月，“布拉格之春”就開始了。她目睹了蘇聯(lián)坦克開進布拉格——為了叫停時任總統(tǒng)杜布切克對共產(chǎn)主義體制的改造。她的對手、蘇聯(lián)支持的捷共領(lǐng)導人古斯塔夫·胡薩克卻沒有被這個來自美國的大使嚇住，甚至直接告訴她，我是你的影迷。

　　電影里穿著天鵝絨裙子的小姑娘走進了天鵝絨革命?！昂芏嗳税盐耶斪骼吓笥眩编嚥▋赫f。昔日明星的身份為她的工作帶來一些方便，也有利于她代表美國在國際社會維持體面的形象。“她用魅力和開放，成功地修復了我們這兩個國家和兩個民族之間的傳統(tǒng)友誼。”鄧波兒去世時，捷克外交部發(fā)表了悼詞。

　　有關(guān)鄧波兒在大使任內(nèi)的活動披露非常少，但她顯然不再是一個影像的符號，而必須參與冷戰(zhàn)兩股勢力在東歐的角力。據(jù)記者Jack Anderson回憶，1990年，當鄧波兒陪同新當選的捷克總統(tǒng)哈維爾訪問美國時，她堅持把自己全名的縮寫“STB”印在車牌上，這同時也是捷克秘密警察的縮寫。

　　她也必須面對美國國內(nèi)的思想分歧。一次，她在布拉格機場偶遇來訪的美國搖滾巨星弗蘭克·扎帕，他是哈維爾最愛的搖滾歌手，捷克革命的支持者，60年代的搖滾巨星。扎帕有句名言，“政治只是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用來娛樂的分支?！彼囊魳沸问角靶l(wèi)、激烈，常常辛辣地諷刺美國主流文化，單看他的專輯名稱——《極度興奮》《絕對免費》《我們只為錢而參與其中》《黃鼠狼扯下我的肉》，就知道他并不適合鄧波兒及其共和黨的胃口。扎帕的粉絲（而不是鄧波兒的）在機場接機，電視臺采訪了這位大使，鄧波兒顯然沒有準備，只好尷尬地說幾句官話，扭頭離去。

　　舞臺改變之后，她不能再表演天真。就像觀眾不可能永遠沉浸在電影電視制造的幻覺里，盡管幻覺總是比生活“快樂”——某種程度上，《爸爸去哪兒》等節(jié)目與秀蘭·鄧波兒的事業(yè)一脈相承。“童星”二字不能完全概括她的一生，她是大蕭條時期的口紅，是冷戰(zhàn)里天鵝絨的裙子。她是20世紀的痕跡。她和她所經(jīng)歷的一切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政治蕭條的地方最需要娛樂，童年消逝的時刻最需要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