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中國科學史》出版之后

　　從嚴復那個時代開始，一些接受了西方學術的中國學者，把中國古代學問和西方作對比，往往認為中國古代既無科學，又無哲學，亦無宗教。然而深入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事實并非如此。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古代無哲學”的聲音早已沉寂下去了，“中國古代有宗教”的判斷也逐漸成為共識。然而，“中國古代無科學”似乎仍然是很有影響的觀點，雖然也有不少學者持不同意見，起而力爭，然而始終聲音微弱。于是形成這樣一種狀況：有關中國古代科學的著作，往往都要加上“技術”二字，似乎離開“技術”，中國古代就沒有多少科學可言。

　　近20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部純粹的《中國科學史》出來。等到人入老年，終于提起筆來時，我發(fā)現(xiàn)，在我之前，已經有一部《中國科學史綱》問世，而且是權威人士主編，專業(yè)人士撰寫。然而心愿早定，何況自古以來，同樣題材多部史書的情況早有存在，于是就不揣淺陋，來湊一次熱鬧。

　　一

　　要寫一部不帶“技術”二字的《中國科學史》，必須直面“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又關系到科學的定義，即“什么是科學”。迄今為止，一些學者之所以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是因為他們相信所謂“嚴格定義”的科學觀。這種科學觀認為，只有從一個或少數幾個原理出發(fā)，邏輯地推出一系列定理或判斷的知識系統(tǒng)，才是科學。甚至認為這些原理或者定理，都必須能夠用數學方式加以演示，其代表性著作就是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如果依照這個標準，不單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古希臘符合這個標準的，幾乎也只有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

　　這種科學觀包含一個前提：科學所提供的知識都是正確的，而這些正確的知識之間都是有嚴密邏輯相聯(lián)結的，凡是不能用嚴密邏輯聯(lián)結的知識，很難保證是正確的。把這種科學觀打開缺口的，是以愛因斯坦、波爾為代表的新物理學。相對論和量子論的出現(xiàn)，使以牛頓為代表的物理學原理僅僅在宏觀情況下才是正確的。與此相伴，歐氏幾何的真理性也打了折扣，在曲面條件下，兩點間并不是直線最近。新物理學帶來的新科學觀，在學術界引起的震動，并不亞于物理學本身。

　　牛頓科學僅僅在一定范圍內才是正確的，這讓人想起被牛頓科學推翻的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其中的一些內容，在當時人類的認知范圍內，也同樣是正確的知識。如果再往上推，則可以推到人類剛剛誕生的時期。這個東西是可以吃的，那種野獸是危險的，用木棒對付野獸要勝于徒手，用打碎的石頭尖鋒挖掘比手好使，如此等等，就是人類最早的正確知識。這些知識，正是科學的源頭。

　　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科學知識發(fā)展的序列，也即一部科學發(fā)展的歷史：從最簡單的確切知識到最復雜的知識系統(tǒng)。雖然正確的程度有區(qū)別，但在一定范圍內都是正確的知識。至于知識系統(tǒng)化的程度，也是隨時代發(fā)展而發(fā)展。當人類剛剛脫離動物界的時候，其知識是否有什么系統(tǒng)，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但在我們視野可及的范圍內，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區(qū)間內，人類的知識，也都有了某種系統(tǒng)。只是系統(tǒng)化的程度不同，邏輯嚴密的程度有別而已。用這樣的科學觀看待中國古代的知識狀況，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中國古代是有科學的。而本書，也就力求描述中國古代科學發(fā)展的歷史，揭示中國古人認識世界的曲折歷程。

　　二

　　和其他民族一樣，中國古人很早就開始了探求有關自然界各種知識的活動。“神農嘗百草”“容成造歷”“隸首作數”等傳說，就是我國先民早期從事科學活動給人們留下的記憶。據流傳至今的第一批書寫文獻，我們先民對自然界的認識，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天上，先民們不僅能夠認識和辨別許多星象，區(qū)分星座，推算出每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日的歷法，而且推算五大行星運行的周期也達到相當的精度。在地上，他們考察了境內山川河流的走向，各地不同的風土物產，還對土壤進行了分類，以確定稅收的項目和數量。數學方面，他們不僅學會各種比例計算，也發(fā)明了主要用于測量的勾股術。用勾股術，他們甚至測量了天地的大小，距離太陽的遠近。他們觀察氣象，把一年內的氣候變化分為二十四氣和七十二候。他們根據風的強度和方向把風分為八類。他們考察了疾病的成因，認為不正常的氣候因素是外部原因，而不健康的生活習慣和心理因素是內部原因。他們對疾病進行分類，并設置相應的醫(yī)學門類。

　　從秦漢時代開始，我們的先民們繼續(xù)擴大和加深對于自然界、中國古人稱之為“天地萬物”的認識。在天上，他們弄清了，天不是像地一樣的硬板，而是一團浩大元氣。他們不斷創(chuàng)造和改進觀測的儀器和測量的方法，發(fā)現(xiàn)了一年之中太陽、月亮的運行速度是不一樣的，從而提出了新的數學方法，把推算日食的誤差精確到半小時以內。在地上，他們逐漸拋棄了大地有中心的觀念，更加深入地考察了山川河流的走向以及流域內的風土人情。他們考察江河湖海的潮汐運動，并且能像推算日月食一樣地推算潮汐的漲落。為了說明江河長年奔流、大海為何不溢，他們提出了大地水循環(huán)的假說。在數學上，他們把勾股術發(fā)展為復雜的測量術，并且發(fā)展出近代稱為代數學的“天元術”。在農學領域，中國古人認識到施肥可以保持地力，明顯區(qū)別于歐洲的地力衰減論。為了防止蟲災，古人研究了害蟲，特別是蝗蟲的生活規(guī)律，并且取得一定的成就。在醫(yī)學上，中國歷代都有人試圖了解人體的結構。他們測定了人體各部位、包括各臟器的重量和大小；還曾用竹條插入血管，試圖測量血液的走向。

　　至少從戰(zhàn)國時代開始，歷代都有人把認識天地萬物，也就是自然界，作為自己的學術方向。戰(zhàn)國時代，不僅有墨家迄今為止都為人稱道的科學知識，還有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而“書讀五車”的惠施，則可以“遍為萬物說”，并且“說而不休，多而不已”。魏晉南北朝時期，博物成風，人們搜集了各種各樣的奇聞異事，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自然科學知識。到了宋代，人們進一步認識到，萬事萬物都有理。而以沈括為代表的思想家，自覺地把窮萬物之理作為自己的重要使命。這種認識上的自覺，不僅使當時的人們特別重視《周易》中的“窮理盡性”，而且特別重視《大學》中的“格物致知”。以至于那些首先接觸西方近代科學的儒者，就把“窮理”或者“格致”作為和科學對應的詞匯。

　　和其他古代民族一樣，為了解決人們的吃飯、穿衣問題，中國古人也盡自己能夠盡到的努力，去發(fā)展關于自然界的知識，并且取得了和其他古代民族相比毫不遜色的輝煌成就。

　　三

　　歐洲從文藝復興之后，科學呈現(xiàn)出加速度發(fā)展的趨勢。而中國的社會和中國的科學，還仍在原來的框架之內、以傳統(tǒng)的速度前進。所以到了明朝末年，也就是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當歐洲的科學成果傳到中國的時候，某些中國學者才感到自己技不如人。然而即使在那時候，中國的科學也不是事事不如人。比如，中國至少從唐代開始，就普遍認為，滿載著日月星辰的天，僅僅是一團元氣。而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們所理解的“天”，卻還是一個如洋蔥頭一樣九層堅硬的物體。中國當時的解剖學雖然也有不少錯誤，但至少并不像西方那樣，認為男人的肋骨會比女人少一根。

　　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人沒有意識到這種差距意味著什么，更沒有人想到要像唐僧取經那樣到歐洲看一看，學習人家好的東西。這曾是中國科學的失誤。直到帝國主義的炮艦轟開中國的大門，中國人才普遍感覺到“師夷長技”的重要。

　　我寫《中國科學史》的初衷，絕不是為滿足阿Q式的虛榮，而是因為，重視自己的歷史，幾乎是所有民族的共性。我同時也知道，為中國科學修史，而且要修成一部純粹的、離開技術概念也能成立的科學史，其難度比我所能想到的要大得多。我衷心希望，這本《中國科學史》能夠拋磚引玉，在它之后，會有真正夠格的《中國科學史》出來。

　　《中國科學史》：李申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原文鏈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0904/29249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