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初，確切地說1918年4月魯迅《狂人日記》為標志的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的誕生，新文學迄今已走過了百年的歷史。百年的歷史相對于古老的中國而言算不上悠久，但20世紀初到21世紀初的這個一百年文化思想的變化卻是翻天覆地的。而記載這翻天覆地之巨變的，文學功莫大焉。作為一個民族的情感、思想、心靈的記錄，從小處說起的小說，可能比之任何別的文體，或者其他樣式的主觀敘述與歷史追憶，都更真切、更真實。將這一百年的經典小說挑選出來，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個民族心性的發(fā)展，而那可能被時間與事件遮蓋的深層民族心靈密碼，在這樣一種系統(tǒng)的閱讀中，也會清晰地得到揭示。

　　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魯迅在近百年前對阿Q的抽蠶剝絲，蕭紅對生死場的深觀內視，這樣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們今天的回顧與判斷，使我們——作為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個體，都能找到那個線頭，并警覺于我們的某種性格缺陷，同時也不忘我們輝煌的來路和偉大的祖先。

　　來路是如此重要。小說除了是個人技藝的展示之外，還是社會大眾的靈魂素描。如果沒有魯迅，我們可能會失去或推遲認識自己另一面的機會。當然，如果沒有魯迅之后一代代作家對人的觀察和省思，我們生活在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許更少苦惱，但終是離麻木更近。是這些作家把先知道的寫下來給我們看，提示我們這是一種人生，但也還有另一種不一樣的人生，可以去嘗試，可以去追尋，這是小說更重要的功能，是一個文學家個人通過文字傳達、建構并最終必然參與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們從這優(yōu)秀者中先選取百位。他們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獨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們對于百年前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一份特別的紀念。

　　而之所以選取中篇小說這樣一種文體，也是出于這個原因。

　　中篇小說的文體，只是一種稱謂。長篇的體積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撐，而介于兩者之間的中篇小說兼具長篇的社會學容量與短篇的技藝表達。雖然這種文體的命名只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才明確出現，但三四十年間發(fā)展迅速，其中的優(yōu)秀作品在不同時期代表了小說甚至文學的高峰，比如路遙的《人生》、張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韓少功的《爸爸爸》、王安憶的《小鮑莊》、鐵凝的《永遠有多遠》，等等，不勝枚舉。小說是留給后來者的“考古學”，它面對的不是土層和古物，但發(fā)掘工作更加艱巨，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民族精神最深層的奧秘。作家這個田野考察者，提交的個人“報告”，不啻是一份份關于民族心靈潛行的記錄，而有一天，把這些“報告”收集起來的我們會發(fā)現，它是一份長長的報告，在報告的封面上應寫著，“一個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的時長在人類歷史上不過白駒過隙，何況是剛剛掙得名分的中篇小說文體——國際通用的是小說，只有長、短之分，并無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運動伊始直至20世紀70年代早期，中篇小說的概念都未得到強化。需要說明的是，這給今天我們的編選帶來困難，所以在選取新文學的現代部分和當代部分上半部時，我們采取了篇幅較短篇稍長又不足長篇的小說，譬如魯迅的《祝福》《孤獨者》，它的篇幅長度雖不及《阿Q正傳》，但較之魯迅自己的其他小說已是長的了。其他的現代時期作家的小說選取同理。在編選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說名家經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說”，但如此稱謂又是對短篇小說的掩埋和對長篇小說的漠視，還是點出“中篇”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實之名，世間之事，也是先有實，后有名，文學亦然。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命名是否妥帖則已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運動一百年之際，出版“百年中篇小說名家經典”叢書（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發(fā)行），旨在向這一百年來通過文學的表達探索民族深層精神的中國作家們致敬。因有你們的記述，這一百年留下的痕跡會有所不同。

　?。ㄗ髡撸汉蜗蜿枺抵袊鲄f創(chuàng)作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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