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城 資料圖

　　疏解城市人口，古已有之。為調控北京的城市人口規(guī)模，明清時期就曾采取過多項措施疏解人口，取得了一定成效，其疏解之策對于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據(jù)《北京志·人口志》記載：明初北京城市人口經(jīng)過自發(fā)離散和明太祖強制遷徙，原元大都地區(qū)居民大量流失，只有9.6萬。此后人口恢復和增長主要得益于軍衛(wèi)人口和塞外軍民等新移民的大量遷入。到洪武八年（1375年）為14.3萬。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自南京遷都北京后，依南京之例，將北京城按方位劃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隨著移民政策的不斷推進，北京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到嘉靖后期至萬歷初期，北京城市居民計約13.4萬戶，以每戶5口人計，則明代中后期北京城總人口約68萬人。如果加上駐京的軍人及家眷以及居于皇城內外直接服務于宮廷的人員，萬歷六年（1578年）京城人口已達17.9萬戶、85萬人。按照內外城62平方千米面積計算，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達13710人/平方千米。

　　清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襲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度，包括內城、外城和城屬（京營四郊）三個地域單元，但順治初定都北京即于內城“分八列旗，拱衛(wèi)皇居”，并遷移內城漢人之官民商賈于外城，推行兵民分城居住。由于大量旗人內遷和北京內城被圈占，以及北京城市的發(fā)展，主要是內城八旗戶口的迅速增殖，清初北京內外城人口約11.7萬戶，55.6萬人，其中內城八旗人口計約8萬戶，40萬人。隨著政權的穩(wěn)定，北京人口不斷增加。據(jù)《北京志·人口志》記載：乾隆末年（1795年），北京內外城人口約15.74萬戶，74萬人。至光緒八年（1882年）北京城市人口21.8萬戶，108萬人，人口密度達17419人/平方千米，形成了“戶口日繁，待食者眾，無余財給之，京師亦無余地處之”的局面。

　　為緩解京城人口增長壓力，明朝廷從弘治年間開始逐步疏解京城人口，隆慶、萬歷年間仍繼續(xù)堅持實行調控北京人口的各項措施。清朝從雍正年間至乾隆年間先后采取多項措施疏解人口。

　　明弘治年間開始外遷駐軍兵力，減輕京城人口供養(yǎng)壓力

　　明代永樂至宣德年間，大量衛(wèi)所軍士遷居京師，導致北京城市人口劇增。為疏解城市軍事人口，加強外圍防御，弘治年間開始外遷京城及京畿衛(wèi)所軍士，實行邊戍屯居。在長城沿線設置九個軍事重鎮(zhèn)（亦稱“九邊”），后又在北京西北增設了昌平鎮(zhèn)和真保鎮(zhèn)，統(tǒng)領大批衛(wèi)、所的官兵保衛(wèi)邊防。他們大多亦兵亦農，戰(zhàn)時打仗，平時從事種植和畜牧業(yè)生產(chǎn)。京郊及周邊地區(qū)以“營”“堡”“衛(wèi)”等而稱的地名，相當一部分與當年的衛(wèi)所軍士遷離京師、戍邊屯居有關。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外遷八旗兵丁及家眷。一是逐步放松對京師旗下官兵嚴格集中聚居的管理，按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和鑲藍等旗分別建房于城郊，遷移部分內城兵丁攜眷分駐。至乾隆中期，清政府于四郊建造營房累計達4.8萬多間，派駐京師八旗子弟人口總計約8萬余，連同家眷共約9萬余人。如，乾隆十四年（1749年），于香山設立健銳營，常規(guī)編制2000多人，另有家眷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設藍靛廠火器營，有各種營房、官房1700多間。

　　二是外遷閑散旗人移駐京畿或東北屯種。雍正二年（1724年），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41頃制為井田，令無業(yè)旗人屯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再次疏解閑散旗人，原定計劃三千戶，分為六旗，每年派遣一旗，每旗500戶，仍是按旗攤派，而且規(guī)定要“擇其族眾，有眷屬者揀派”，眷屬一律不準留京。從《清實錄》記載看，從北京遷往拉林（今黑龍江省五常市）、阿勒楚喀（今哈爾濱市阿城區(qū)）的京旗閑散人共有3000多戶，以每戶5口計，共1.5萬人。

　　三是將部分漢軍旗人“出旗為民”，占籍州縣。康熙后期，即已準許部分漢軍旗下壯丁“出旗為民”，但數(shù)量較少。至乾隆初期，不僅漢軍旗下壯丁，而且連同漢軍八旗兵丁自身在內，均成為出旗為民、占籍州縣的對象。清末，京師八旗人口的貧困化，迫使清政府進一步放松對京師旗人的禁錮，規(guī)定“八旗準出外貿易及在外寄籍”，且“準與該地方民人互相嫁娶”。對京師旗人“弛寬其禁，俾得各習四民之業(yè)，以資其生”的政策，不僅改變了京師旗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依賴國家糧餉生計的狀況，而且也達到了疏散內城旗人，減輕清政府財政與經(jīng)濟壓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