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間對話、相互影響的結晶。沒有外來文明的滋養(yǎng)，也不可能在這樣的邊陲之地形成如此豐富絢爛的洞窟藝術?！?/p>

　　　　

　　敦煌在古代是總綰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

　　莫高窟的秋天舒服極了。天空每天都是瓦藍的，空氣潔凈而干燥。敦煌研究院里，辦公樓上爬山虎的葉子紅得像火燒，常書鴻雕像前的花朵還在怒放。大泉河的水引來灌溉院子里的草木，淙淙地在溝渠里流淌。和樊錦詩走在辦公區(qū)里，聽到她總是感嘆：“你看，現(xiàn)在的條件多好??！”

　　53年前，莫高窟的秋景也是這樣美，只是初來乍到的樊錦詩有些發(fā)愁如何度過漫漫寒冬。住的房子都是土坯的，沒有電燈，也沒有自來水。簡陋的環(huán)境與上海的家和北京的學校形成極大反差。好在洞窟近在咫尺，走進去，一個個五彩繽紛，令人目不暇接。這樣的藝術寶庫讓她逐漸能夠接受生活中的艱苦。

　　她把最美好的時光都留在了大漠。今年3月，樊錦詩正式卸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長的職務，擔任名譽院長。這不意味著休息，反而是沒有行政事務牽扯精力后，能夠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開始。

　　將敦煌放置于絲綢之路上中外交流的背景中來研究，是樊錦詩近幾年的一個興趣點。她做過幾場相關講座，已經寫了《從敦煌莫高窟文物看古代中國與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一文，最近還在準備另一篇文章《從莫高窟圖像和文獻看古代波斯文化的影響》的材料。本以為談起這個話題她會駕輕就熟，沒想到她在采訪前一直準備到深夜。

　　敦煌文化奇特而博大。她喜歡引用兩位學者的話來說明。一位是季羨林：“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再沒有第二個。”另外一位是周一良：“敦煌資料是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的寶藏，而不是一門有系統(tǒng)成體系的學科。”

　　面對這樣的文化，樊錦詩執(zhí)迷一生，也永遠飽含敬畏之心。

　　以下文章整理自樊錦詩的口述。

　　

樊錦詩今年3月開始擔任敦煌研究院的名譽院長

　　絲路重鎮(zhèn)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敦煌的交通算不上發(fā)達，但這并非古代的狀況。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塊地處沙漠戈壁中的小綠洲。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在這里活動。漢武帝時期，出于抗擊匈奴的需要，派遣張騫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兩次出使西域，使中國與歐亞大陸之間的交通全線打通。

　　拿漢代的中西交通為例：由敦煌向東，穿越河西走廊可到達中原長安和洛陽；由敦煌向西南，出陽關南行，或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門關北行，是絲綢之路新疆段的南北兩條經典線路，翻過帕米爾高原，經過中亞，向南可到南亞古印度，向西可到古代波斯，繼續(xù)西行可到地中海東岸，入地中海西行到古希臘羅馬，入地中海南行可到北非古埃及。到了隋代又增加了一條道路，即越過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絲綢之路，也可到地中海的東岸。因此，敦煌成為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上總綰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在13世紀古代海運暢通之前，陸上通道是中國與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敦煌也就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處于重要的戰(zhàn)略位置。

　　關于“敦煌”這個名稱含義的由來，目前人們的認識還不一致。漢文“敦煌”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史記·大宛列傳》所記載的張騫自西域歸來后給漢武帝的報告。東漢的應劭最早對這個名稱加以解釋，認為“敦，大也；煌，盛也”。但“敦煌”這個漢語名詞在敦煌設郡之前就已經出現(xiàn)，所以應劭等人的解釋難免是望文生義的附會之說。近年來學者多認為“敦煌”是建郡之前居住在當?shù)厣贁?shù)民族對于本地區(qū)的稱謂，但譯自何種語言在東漢時就已失考。

　　敦煌建郡之后，呈現(xiàn)出一片繁盛的景象。敦煌東部61公里處的懸泉置遺址便能說明這種在政治外交上，中原和西域使者往來不絕的情形。懸泉置是一個郵政所兼驛站、接待站。這里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以后的簡牘表明，敦煌曾接待過來往于漢王朝和西域之間的大月氏、康居、大宛(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龜茲、于闐、罽賓(今克什米爾)等29國使節(jié)。

　　敦煌關鍵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在古代中西貿易的中轉站，西域胡商與中原漢商通行于“絲綢之路”上。比如，在莫高窟第296窟的壁畫中便描繪了中外商人。一些西域客商長期住在敦煌一帶。本世紀初，敦煌長城出土了一封公元4世紀的粟特文書信。它是在此經商的粟特商人寫給他在中亞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的主人和親屬的，信上說：中國的洛陽被匈奴人燒了，我們現(xiàn)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帶經商。又如藏經洞出土的公元8世紀《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了敦煌以西“興胡泊”的地名，即胡商聚居之地。藏經洞的寺院賬目中登記了高檔織物、金銀器、寶石、香料、珍稀藥材等許多西方來的舶來品。這些西方物品都是西域胡商通過絲綢之路帶來的商品。另外，莫高窟北區(qū)石窟發(fā)現(xiàn)了當時流通的公元5世紀波斯銀幣。

　　南朝人劉召在注解《后漢書》時，引用《耆舊志》形容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庇纱艘部梢姸鼗妥鳛檫呞镏劓?zhèn)在商業(yè)交往和文化交融上的盛景。

　　營建莫高窟

　　來到敦煌的除使節(jié)和商人外，還有東來傳教的西域僧侶和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侶。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有陸、海兩條，但早期應以陸路為主，這樣的路線也經由敦煌。在懸泉置曾出土了這樣一支漢簡，它的釋文是：“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彼喈斢谝环庋埡?，“弟子譚堂”邀請對方到“小浮屠里”這個地方來做客。值得注意的是“小浮屠里”這個地名。“浮屠”有佛、佛塔的含義，這說明可能早在東漢時期佛教就對敦煌地區(q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莫高窟第332窟發(fā)現(xiàn)的唐代《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記述了莫高窟始建的緣由：“(前)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門樂僔”，“嘗杖錫林野，行止此(鳴沙)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樂僔和尚被這種奇異的景色感動了，認為這里是圣地，所以就在莫高窟“造窟一龕”。這樣的景象我在1995年夏天的某一天曾親眼見過。時間是剛下過大雨的傍晚，因為天氣預報要發(fā)洪水，我指揮保衛(wèi)處的職工在大泉河邊壘沙包防洪。低頭時，我眼睛的余光中忽然覺得有光，抬頭一看，正是三危山方向的空中出現(xiàn)了金燦燦的金光，金光下的三危山看上去都發(fā)暗了。同事趕回去拿相機的工夫，金光就便消失不見，空中接著出現(xiàn)了“雙虹”。這些奇特的折射現(xiàn)象在佛教信徒眼中必定充滿了神圣的宗教色彩。

　　從公元366年開始，開鑿石窟的工程一直持續(xù)了1000多年。明朝朱元璋開始修建嘉峪關，經過近170年的修筑，直到公元1539年嘉峪關建成為一座完整的軍事防御設施。此后，敦煌被關到了嘉峪關外，莫高窟洞窟的主人們和敦煌當?shù)鼐用癜徇M了關內，莫高窟從此開始陷入沉寂和無人管理的狀態(tài)。1000多年的修建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敦煌石窟藝術。經過統(tǒng)計，莫高窟現(xiàn)存735個洞窟，4.5萬平方米壁畫，2000多身彩塑。它位于距離今天敦煌市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坐西朝東，南北長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錯落、鱗次櫛比，上下最多有5層。

　　為什么莫高窟有如此高的研究價值？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保存有10個世紀都不間斷的美術作品。上世紀40年代，張大千來到敦煌臨摹壁畫，1944年在成都舉辦敦煌壁畫臨摹展的序言中，他寫道：“大千流連畫選，傾慕古人，自宋元以來真跡，其播于人間者，嘗窺見其什九矣。欲求所謂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為誕妄。獨石室畫壁，簡籍所不在，往哲所未聞，千堵丹青，遁光莫曜，靈蹤既閟，頹波愈騰，盛衰之理，吁乎極矣！”這就是說，世間流傳的畫作，宋元時代較多，張大千自認為基本都看遍了。隋唐以前的繪畫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張大千發(fā)現(xiàn)它唯獨保留在敦煌石窟中。外來的佛教藝術經由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傳入中原，中原的畫風反過來又會影響敦煌。漢唐時代，長安那樣的地方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佛教傳播的中心?？梢韵胂?，南北畫家云集在那里，在寺廟的墻壁上創(chuàng)作了高超的壁畫?？墒墙涍^朝代更迭與戰(zhàn)亂，以長安為代表的中原城市的寺廟被廢棄了，精美的壁畫也都不存世。如今要看反而就要到一個“荒涼”的地方，那就是敦煌。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莫高窟藏經洞中保存的一批珍貴文物。藏經洞是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一間密室，當年王道士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fā)現(xiàn)了它，里面保存有公元5世紀至公元11世紀初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此后藏經洞經過外國探險家和盜寶者的劫掠，不少文物現(xiàn)在都藏于海外。英國和法國已經將這批文獻數(shù)字化后公開，我們做研究時還是能夠利用。這些文物被譽為是“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和“古代學術海洋”。這里面約90%的文物都是佛教文獻。不少是藏外佚經(即《大藏經》中未收佛經)，不僅可補宋代以來各版大藏經的不足，還為佛教經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門徑。敦煌佛經中還有不少被認為是中國人假托佛說而撰述的經典，即所謂“偽經”。這些疑偽經具有反映中國佛教思想的特點，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寶貴資料。敦煌文獻除漢文典籍外還有梵文、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突厥文、希伯來文等非漢文典籍。除了佛教經卷外，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我國的道教，外來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文獻。上述非漢文文獻和外來宗教文獻為我們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歷史證據(jù)。

　　1987年，敦煌莫高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遴選標準共有六條，只要符合其中一條，便可以被批準入選世界文化遺產，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條標準。據(jù)我所知，世界上符合全部六條標準的世界文化遺產只有兩處，一處是威尼斯，還有一處便是莫高窟。

　　中西文化交流成就敦煌文化

　　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敦煌成為接觸西方不同文明的前沿之地。但需要強調的是，從公元前111年設郡，到公元366年開鑿莫高窟，這477年的歲月，使?jié)h文化在這里深深扎根。開發(fā)敦煌和河西的過程中首先實行的是大規(guī)模的移民和屯墾，這就使得漢族成為敦煌居民的主體民族，中原帶來的農耕和灌溉技術投入使用，取代了游牧為主的社會生活。敦煌逐漸出現(xiàn)了一批名門大族，推廣和傳播儒學經典。佛教和佛教藝術是外來文化，它在漢文化的土壤里發(fā)芽開花。莫高窟對外來文化的接受上是有選擇性的。在龜茲的克孜爾壁畫中，可以看到印度式“豐乳、細腰、大臀”、“遍體圓凈光”的裸體舞女和菩薩形象，但這樣的形象一來到敦煌便銷聲匿跡，代之以“非男非女”的菩薩、伎樂和飛天的形象。這不僅適應了儒家倫理道德和審美風尚，又沒有違背佛教“菩薩無性”的思想，是外來佛教中國化的體現(xiàn)。

　　包括敦煌石窟在內的中國北方石窟群，大多受到南亞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對莫高窟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是古印度的佛教藝術。印度原始佛教時期(公元前5世紀—前3世紀)沒有佛教藝術?？兹竿醭⒂?公元前273—前232年)時期，出現(xiàn)了最早的雕刻形式的佛教藝術，但這時沒有佛陀偶像。到印度貴霜王朝(公元78—241年)進入大乘佛教時期，出現(xiàn)雕刻的被神化的佛像和菩薩像，這是借鑒了希臘的造像風格。眾所周知，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4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也將希臘文化帶到所到之處。古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地區(qū)(現(xiàn)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qū))深受希臘文化影響，吸收了希臘神人同形的造像傳統(tǒng)，產生了希臘文化影響的衣服襞褶厚重，強調表情沉重內省的犍陀羅風格的佛像和菩薩像。隨即在印度北部雕刻藝術中心馬圖拉，出現(xiàn)衣服貼身，強調體格健壯，有肉體裸露感的馬圖拉風格的佛像雕刻藝術。莫高窟隋唐以前的洞窟造像受到了犍陀羅風格和馬圖拉風格的深厚影響。公元320年—600年是印度美術史中的笈多時代，創(chuàng)造了印度本土化的表情單純靜穆，薄紗透體的“濕衣佛像”為特征的笈多佛教造像藝術。笈多藝術則更加遵循印度民族的古典主義審美，創(chuàng)作出純印度風格的佛像。這種佛像的特點之一就是佛像身穿通肩式薄衣，衣紋是一道道平行的U字形細線，具有流水般波動的韻律感。薄衣緊貼身體，像被水浸濕了一樣半透明，隱約凸現(xiàn)出全身的輪廓。莫高窟隋、唐前期的洞窟受到了笈多式風格的較深影響。笈多王朝之后，公元8—12世紀印度東北部的波羅王朝時期出現(xiàn)了印度密教藝術風格。從8世紀下葉到13世紀上葉，在莫高窟中唐、晚唐、五代、宋、西夏時期的洞窟壁畫也繪畫了這種呈現(xiàn)波羅藝術風格的菩薩像。它的特點是多取不同姿態(tài)的坐姿，頭光呈橢圓形，面相秀美，頭戴寶冠，發(fā)髻高聳，曲發(fā)披肩，寬肩細腰，裸露的上身斜披天衣，下著重裙和緊身透體的華麗長褲，雙耳、頸項、上臂、手腕、腳踝均戴華麗的環(huán)飾，描繪細膩。

　　另外，莫高窟隋唐以前的石窟形制也受到了印度石窟形制的影響。莫高窟北朝的中心塔柱窟的形制借鑒了印度支提窟，又把印度佛窟內的覆缽形佛塔改造為中國樓閣式方形佛塔，同時把印度支提窟的穹窿頂前部改成了人字披頂，后部改成了平頂，人字披頂是中國木結構房屋最具特色的形式。還有莫高窟的禪窟，是在洞窟內主室兩側壁對稱的鑿出供僧人坐禪的小型洞窟，也是受印度毗訶羅窟影響。還有莫高窟隋代以前洞窟中的本生(釋迦牟尼前世)故事畫、佛傳故事畫、因緣(釋迦牟尼成佛后說法傳教)故事畫，也是受印度犍陀羅藝術的影響。

　　除了佛教藝術的影響外，還有印度教藝術的影響。畫在公元538年—539年建造的莫高窟西魏第285窟正壁正龕兩側的摩醯首羅天、毗色紐天，他們原來是印度教的主神濕婆和毗濕奴，這里被佛教吸收為護法神。

　　過去很多人會認為中國和印度的僧侶相互往來的現(xiàn)象在唐代前期最盛，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詳?shù)男屎土x凈。唐代“安史之亂”之后還有沒有呢？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在被英國人斯坦因拿走的、現(xiàn)藏于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敦煌藏經洞文獻中就發(fā)現(xiàn)了一些漢文和藏文寫成的信札副本，它們既有當時經過敦煌去印度取經的中國僧侶留下來的，也有一些是從印度返回中國僧侶所寫，還有一些是印度來中國五臺山巡禮印度僧侶所寫，因為五臺山被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這些印度保存的藏經洞信札表明，從初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五代、宋，都有中印僧侶的交流活動，說明他們在敦煌停留過。編號為S.383的敦煌藏經洞文獻是一件稱《西天路竟》的抄本，由斯坦因帶走，藏于大英博物館。“路竟”的意思是“所經過的路程”，《西天路竟》是從東京開封至西天(印度)的路程。這個抄本記錄的是宋太祖乾德年間(公元963—968年)，由宋太祖下詔，派遣157位僧侶去印度求法的經過。他們的路線起自東京開封至靈州(今吳忠)，靈州西行至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玉門關(軍)、瓜州、沙州(今敦煌)，折而向北至伊州(今哈密)，由西行至高昌(今吐魯番)、龜茲(今庫車)，西南行至于闐(今和田)，再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翻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印度半島，直至南印度。

　　莫高窟藏經洞中保存有證明中印交流的文獻。編號為P.3303的法國人伯希和帶走的敦煌殘卷是一份關于印度制糖法的記錄。印度北部是世界上制造蔗糖最早的地區(qū)，這份記錄表明了我國向印度學習制糖法以提高技藝的過程。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來自西亞古代波斯文化的影響。在西漢時期，我們就與波斯建立了聯(lián)系。那是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當時的波斯帝國正處于安息王朝統(tǒng)治時期。安息派了使者給漢朝皇帝進獻了禮物。到了東漢，安息有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到洛陽翻譯佛經。莫高窟的壁畫中就描繪了和安世高相關的傳說。比如晚唐第9窟、五代第108窟和北宋第454窟甬道頂部繪有安世高赴江南途中所見的異事，情節(jié)是一條蟒蛇向安世高講述前世曾是他的同學，因為罪孽被化身為蟒蛇，如今愿意捐出所有，請求安世高為他建造佛塔。這些神異傳說故事的繪制和傳播，都說明安世高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

　　從漢代一直到明代，中原王朝和波斯都有往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波斯間的來往頻繁?！段簳酚涊d，波斯使臣來中國交聘達數(shù)十次之多，給北魏皇帝帶來的各種禮品，有珍寶、馴象等。西魏時，朝廷派遣張道義率團出使波斯。到達敦煌附近的瓜州時，正趕上內亂，在滯留期間，還暫且代理管理瓜州事務，并將遇到的情況上報朝廷。波斯的薩珊王朝至公元632年起不斷受到大食軍隊的攻擊。公元651年被大食滅亡后，薩珊王朝末代國王的兒子卑路斯曾逃到中國唐朝避難，請求唐高宗救援。唐朝護送他返回波斯東部的錫斯坦一帶(今屬阿富汗)，并于公元661年為他建立了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

　　這些不間斷的交流活動都為莫高窟留下了諸多波斯因素。比如，西魏第285窟的“五百強盜成佛”的故事畫。繪畫了官兵所騎的戰(zhàn)馬全身披掛裝備齊全的馬鎧，從保護馬頭的“面簾”，到保護馬后部尻部的“寄生”一應俱全。這種保護戰(zhàn)馬的防護裝備被認為源自波斯。又如隋代第420窟彩塑菩薩像的衣裙上繪滿了環(huán)形聯(lián)珠狩獵紋樣，每一枚紋樣的中心都畫有武士騎象舉棒形武器打虎的圖案?！杜f唐書·西戎傳》中說波斯國“其國乘象而戰(zhàn)，每一象，戰(zhàn)士百人”，可見它是來自波斯的裝飾圖案紋樣。而像環(huán)形連珠紋這種裝飾紋樣，在波斯薩珊王朝時期是常見的紋樣。此外，藏經洞還出土有來自波斯的三夷教文書，所謂三夷教即景教(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祆教(又稱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

　　在敦煌莫高窟還能見到來自中亞的文化。如初唐第220窟《東方藥師經變》畫有中亞康國女子在小圓毯上表演快速旋轉的胡旋舞，舞者兩側有打擊、吹奏、彈撥樂器組成的伴奏樂隊。

　　文化傳播是很復雜的過程，傳播途中經過了若干次吸收和變化。敦煌壁畫從公元6世紀到13世紀都繪有豐富的日天圖像，比如西魏第285窟的日天坐在兩兩相背而行的駟馬車上。還有中唐第144窟畫的日天，騎在呈正面姿態(tài)的馬背上。這些形象里有印度和中亞的影響，又有希臘和波斯藝術的元素。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東征時，可能將古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及其四匹馬駕車的圖像帶入西亞波斯，影響到了祆教的太陽神密特拉及馬車圖像，其后又傳入南亞古印度西北地區(qū)，其影響波及印度的日神蘇利耶及馬車圖像。公元6世紀畫在莫高窟第285窟的日天及其所乘坐的駟馬車是綜合了印度太陽神蘇利耶、深受波斯文化影響的中亞太陽神密特拉和希臘太陽神阿波羅圖像的影響。另外一個例子是莫高窟一些經變畫中經常出現(xiàn)人頭鳥身彈奏琵琶的伽陵頻伽(又叫妙音鳥)的形象，它最早的原型可能追溯到希臘神話中的海妖塞壬。因為它也是人頭鳥身身挎彈奏樂器的形象，她會用自己動聽的歌聲，使過往的水手聽的出神而觸礁沉海。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間對話、相互影響的結晶。沒有外來文明的滋養(yǎng)，不可能形成這樣豐富絢爛的洞窟藝術。

　　敦煌與東亞

　　古代敦煌的交通四通八達，不僅可以向西出境，向東抵達長安、洛陽，還能繼續(xù)往東，入海后到達朝鮮半島和日本諸島。相應地，對于絲綢之路終端的理解，也可以向東延伸到東亞。

　　來自朝鮮半島的高麗人或百濟人的形象在敦煌壁畫中也能找到。比如初唐第220窟壁畫《維摩詰經變》中維摩詰前面聽法的各國國王和使者的圖像中，就有一身頭戴鳥羽冠、身著交領大袖長袍的可能是朝鮮半島的高麗或百濟使者形象。這個人物形象的畫法和傳世的閻立本繪畫的《職貢圖》上的朝鮮半島高麗或百濟人非常相像，又和陜西乾縣唐代章懷太子墓壁畫《客使圖》中的高麗人使者也非常相像。

　　莫高窟五代第61窟繪畫的巨大的《五臺山圖》里也保存有朝鮮半島的資料?！段迮_山圖》展現(xiàn)了山西省繁峙縣和五臺縣之間的五臺山至河北省鎮(zhèn)州的山川、商賈行旅和五臺山寺院建筑。圖中畫了一座“新羅王塔”，根據(jù)考證是為了反映新羅國王子慈藏大師，曾在五臺山出家、修行并建造此塔的歷史；圖中一行五人的“新羅送供使”，他們是代表信奉佛教的新羅國王，前往五臺山給文殊菩薩進奉供品的使者；另外一行三人的“高麗王使”，顯然是代表高麗王來五臺山巡禮。

　　除了莫高窟壁畫中保存有來自朝鮮半島的人物形象外，藏經洞出土文書也可證明確有經過敦煌去西域求法的新羅僧人。被伯希和帶走的編號為P.3532的殘卷，經過中外多位學者的研究，認定是新羅僧人慧超著的《往五天竺國傳》的節(jié)抄孤本。慧超是從海路進入印度，再從陸路途經敦煌回國。根據(jù)分析，這很可能就是慧超留在敦煌的一件副本，主本隨身攜帶走了。這本書的原件已經佚失，僅有的殘卷記錄了慧超從中國去古印度探求圣跡所聞見的國家、地區(qū)、城邦、宗教、風俗、物產、人物，是難得的史料。

　　敦煌與日本文化的關系則更為曲折有趣。中國正史極少有關于敦煌佛教的記載，即使在古代中國和日本交往最頻繁的隋唐時期，至今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證據(jù)說明敦煌和日本之間發(fā)生過直接的來往。但是，為什么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藝術和佛教典籍會被一些日本人認為是日本佛教和佛教藝術的源頭呢？

　　中國的隋唐時代，正好對應日本的飛鳥、奈良和平安三個時期。這段時間里，敦煌的佛教藝術和日本同時期的佛教藝術呈現(xiàn)某種相似性。比如，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畫的說法圖，與莫高窟初唐第220窟東壁的說法圖比較接近，金堂壁畫中飛天輕盈優(yōu)美的飛舞姿態(tài)，與莫高窟盛唐第321窟佛龕龕頂繪畫的飛天相似。還有日本當麻寺的《觀無量壽經變》，它的內容、構圖都和莫高窟盛唐第171窟的《觀無量壽經變》相一致。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那么是敦煌直接向日本輸出了這種影響嗎？隋唐時期，日本政府曾多次派遣學問僧入唐，為了引入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典籍與佛教藝術，他們都將中原地區(qū)的長安和洛陽作為目的地。正如學者方立天所說，長安作為隋唐時代的首都，得天時地利之便。長安佛教成為主導中國佛教的中樞，成為僧才凝聚、經典翻譯、佛教弘傳、宗派創(chuàng)立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而此時的敦煌，作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佛教圣地，也得到了來自中原朝廷的關注。如公元601年，隋文帝楊堅頒發(fā)《立舍利塔詔》，高僧智嶷奉敕送舍利至瓜州(敦煌)崇教寺(莫高窟)，并就此留在敦煌弘法。還有藏經洞出土的初唐宮廷寫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共有53件，這是武則天為亡父母做功德而寫下各3000卷而頒行至各地的佛經，敦煌藏經洞則保存了下來。這些都說明了位于西部邊陲的敦煌莫高窟長期受到來自中原王朝佛教文化的影響。

　　之所以一些敦煌莫高窟藝術和部分藏經洞寫經與日本飛鳥、奈良和平安朝的佛教文物呈現(xiàn)出相近性，是因為敦煌和日本都受到以長安為代表的中國中原地區(qū)佛教藝術的影響。我們認為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藝術和佛教文化不僅是中西交融的藝術和文化，而且也必須看到中原不斷本土化的佛教藝術和佛教文化又反過來給敦煌以滋養(yǎng)。隨時間推移，隋唐以長安為代表的中原地區(qū)的佛教藝術和佛教典籍早已湮滅無存，而處于西北邊陲，且不斷接受中原佛教藝術和文化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畫、雕塑和佛教典籍卻幸運地保存下來，它可以成為古代中日文化交往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