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都立法禁止越訴，對越級上訴的草民，不管有理無理，先打幾十大板再說。唯獨宋代“廣開越訴之門”。宋王朝在京師設立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目的之一便是想建立一條快捷的“民告官”渠道。

　　　　 　　

　　王安石

　　北宋熙寧年間，天下各州正在雷厲風行地推行王安石的新法。這一日，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的中央特派員（制置河北河防水利）程昉，獲悉了一個消息———河北路幾個縣的老百姓“相率詣闕訴”，即結成團要到汴京上訪。原來，由于程昉在河北大興水利，許多農戶的“廬舍墳墓”都被水淹沒、毀壞了，還耽誤了秋季莊稼的耕種。有二百余名農戶不肯忍氣吞聲，便決定進京告狀。

　　程昉聞訊大驚，急忙將幾個縣的縣令叫來：“你們是怎么做工作的？怎么讓一群刁民跑到京城上訪去了？還不趕緊派人給堵回來！”各縣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截訪。截訪人員快馬加鞭，在半路截住了上訪團：“你們想上訪是吧？帶回去打一頓?！鄙显L團謊稱他們并非去上訪，而是想到京師的登聞鼓院送感謝信（謝表），程昉大人在河北修水利，這是便民工程哇，我們農民都很感謝他。

　　截訪人員一聽，也信以為真，說道：“好事好事。要不，感謝信還是我們來幫你們寫吧，你們寫的恐怕文理不通，送到朝廷會影響地方形象嘛，不如讓我們寫漂亮點。也不勞鄉(xiāng)親們跑一趟，我們馬快，叫兩個吏人送到京師登聞鼓院就行了?！本瓦@樣，河北鄉(xiāng)親的上訪便很富戲劇性地流產了。京城的王安石看到登聞鼓院轉達的感謝信，也很高興，以為程昉在河北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卻不知道程昉原來搞了截訪的把戲。

　　程昉的截訪很及時，但他的行為無疑違背了宋朝的立法精神。宋王朝在京師設立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目的之一便是想建立一條快捷、通暢的“民告官”制度渠道，讓受到冤屈或權力侵害的老百姓，有機會直訴于朝廷，獲得司法救濟。這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有點像直訴法院，凡有訴狀，原則上都要直呈御前，再由皇帝委派官員審理，而不是退回給地方政府處理。

　　按照鼓、檢二院的受理程序，“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駕，如不給判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币馑际钦f，告狀人先到登聞鼓院遞狀，如果鼓院不受理，再到登聞檢院遞狀。如果檢院也不受理，必須出給書面意見（判狀）。告狀人可以拿著判狀攔駕告御狀。如果檢院不給判狀呢？可以到御史臺申訴。顯然，宋王朝希望通過周密的制度設計，給予民眾一種復合式的直訴機會。

　　宋代直訴法院的設計有沒有效果呢？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宋哲宗紹圣年間，開封府大戶向氏想在自家祖墳附近修建一間慈云寺。這向氏原來是向太后的娘家，非尋常家族。時任戶部尚書的蔡京欲巴結皇親，便圈了一大塊地給向氏，要求“四鄰田廬”趕快拆遷，讓給向氏修寺。被拆遷的人家不服，跑到開封府告狀。開封府法官范正平（范仲淹之孫）作出判決：“所拓（拆遷）皆民業(yè)，不可奪?！本S護了被拆遷戶的利益。但被拆遷戶還是不滿意，“又撾鼓上訴”，告到登聞鼓院，最后蔡京“坐罰金二十斤”。

　　不過在北宋中前期，鼓院和檢院對訴狀的受理也有條件限制：“除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州縣不治者方許詣登聞院?！奔闯前l(fā)生“官典犯贓、襖訛劫殺、灼然抑屈”這類大事，否則，必須一級一級上訴，如果直接就跑到鼓院告狀，那叫做“越訴”，類似于今日所說的“越級上訪”。鼓院通常是不會受理越訴的。

　　到了北宋后期，越訴的禁令逐漸松弛，南宋政府更是制訂了“越訴法”，以一系列法令“廣開越訴之門”。越訴案的出現(xiàn)，多數(shù)情況下都與當?shù)卣賳T的不法行為有關———如果官員守法，人民又何必越訴呢？人民之所以要越級上訪，往往就是因為當?shù)毓賳T徇私枉法、處理不公。因此，許多越訴案都屬于“民告官”性質，被告人便是官員。

　　那么宋人在什么情況下可以越訴呢？

　　一、官員枉法濫權的時候。如審案時，若法官“輒紊常憲法，置杖不如法，決罰多過數(shù)，傷肌膚，害欽恤政”，受害人可以越訴推勘官及行杖人。二、司法不公的時候。“民間詞訴，……茍情理大有屈抑，官司敢為容隱”，當事人可越訴。三、司法不合程序的時候。宋朝要求訴訟結案后，法院必須給兩造出具“斷由”，“如元官司不肯出給斷由，許令人戶徑詣上司陳理”。四、官府侵占人民私產的時候?！肮偎菊继锊贿€，許越訴”。五、官府橫征暴斂的時候。征稅時，“州縣于數(shù)外妄有科折，……以加耗為名，大秤斤兩，如有違戾，許民越訴”。六、官府有亂收費的時候。宋廷曾“累降指揮約束州縣，不得因公事輒科罰百姓錢物。（違者）許人越訴”。七、官吏勒索商賈的時候?！艾F(xiàn)任官員收買飲食服用之物，并隨市值，各用現(xiàn)錢。不得于市價之外更立官價，違者，許人戶越訴”。八、發(fā)現(xiàn)官員貪污腐敗的時候。“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jiān)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責”。

　　也就是說，宋人如果遇到上述幾種情況，可以直接到各級法院乃至京師的登聞鼓院控告，地方官員是不允許截訪的。宋朝當然也發(fā)生過截訪之事，不過并不常見。

　　南宋的“越訴法”還對“告官”之民的權益提出保護，“人戶于條許越訴，而被訴官司輒以他故捃摭者，隨其所訴輕重，以‘故入人罪’坐之”。禁止被民眾控告的官府另立名目、羅織罪名打擊報復。古代誣告一般要“反坐”，即如果控告不實，告狀人反坐其罪，例如誣告他人殺人，誣告者要反坐以殺人罪。但在宋代，如果是民告官，那么即使被發(fā)現(xiàn)是誣告，也不用坐罪。宋人說，“天下未聞有因訴吏而坐罪者，明知其帶虛不坐，明知其健訟亦不坐，蓋訴吏猶訴賊失物，終無反坐也。”

　　歷代王朝都立法禁止越訴，如《唐律疏議》規(guī)定，“諸越訴及受者，各笞四十?！薄洞竺髀伞芬?guī)定：“凡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陳告。若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稱訴者，笞五十?！睂υ郊壣显V的草民，不管有理無理，先打幾十大板再說。唯獨宋代“廣開越訴之門”，這一點確實非常難得。借鑒宋人的做法，設直訴法院，許民越訴，也不失為改革信訪制度的一個可參考的替代方案。

　　最后，我們還需要將程昉治水的結局交待清楚。程昉雖然截訪成功，但紙畢竟包不住火，宋朝體制內的監(jiān)察系統(tǒng)發(fā)揮了作用，交相彈劾程昉。宋神宗這才得知河北數(shù)縣民田被水淹掉的事情，遂下詔減免那幾個縣的稅收，以作補償；程昉亦“放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