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柳岸，曉風殘月”，再尋常不過的七個字，卻有著貫通千古的力量。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fā)。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jié)！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jīng)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同為北宋詞壇最為著名的詩人之一，柳永與蘇軾常被并提。歷來對比二人詞風的文章數(shù)不勝數(shù)，其中當以“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zhí)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南宋俞文豹《吹劍錄》）最為著名。柳詞婉約，蘇詞豪放，自不必多提，然而在時人的心中，“楊柳岸、曉風殘月”竟可以代指柳詞，可見《雨霖鈴》這首詞的流傳之廣、影響之深。

　　《雨霖鈴》的主題十分明確——“多情自古傷離別”。唐代鄭處誨《明皇雜錄》記載：“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于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采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笨芍苏{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亂后奔蜀途中所作，以寄托對楊貴妃的思念之情、死別之恨。因此，柳永選擇《雨霖鈴》作為惜別的詞調，無疑是“倚聲填詞”當行本色。

　　詞的上片實寫離別之景，時間是清冷的秋季傍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傍晚本應是歸家歡聚的時刻，自己卻要遠走他鄉(xiāng)，兩相對比，不能不令人黯然神傷?！昂翁幨菤w程，長亭更短亭。”“長亭”歷來便是送別之地，而雨后天氣凄冷、寒蟬鳴叫凄切，所聞所感無不凄涼?！耙磺芯罢Z皆情語”，此景渲染了別愁暗恨。

　　“無緒”是沒有任何情緒嗎？并非如此，因為用情至深而有“留戀”，傷感至極而有“執(zhí)手相看淚眼”，所以“無緒”是指飲酒踐行但沒有開懷暢飲的情緒。“無語”是沒有任何話可說嗎？亦非如此，“無語”是傷感得說不出話語。“話別”妙就妙在沒有一個“話”字——“竟無語凝噎”。通常在這種時刻，彼此之間應有千言萬語想要傾訴，但是情至深處，偏偏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仿佛每一字都有千鈞之重。一個“竟”字，道出了那想說、該說而卻沒能說出來的痛惜。

　　在這欲留不得、欲飲無緒、欲語還休之際，船家“催”發(fā)。這一個“催”字委實太妙。試想，因為驟雨初歇，長亭已晚，船家著急趕路，于是這一“催”，正催生“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緊迫與無奈。然而，也許正是因為兩人無語凝噎，讓船家誤以為無話可說，才頻頻催發(fā)。常言醫(yī)生看慣了死別，心中難起波瀾，而渡頭撐蒿送行的船家又何嘗不是慣見了生離呢？一邊是留戀情濃，一邊是蘭舟催發(fā)，這種無情與多情的對撞，何其矛盾，何其強烈。

　　從“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開始，詞人轉向想象別離后的情景。念“去去”，二字連用，讀時一字一頓，反復詠嘆，頓覺心下空茫。千里去路遙遙，楚天暮靄沉沉，看似豁達宏曠之景，但煙波越是浩渺，卻越能反襯詞人的孤苦飄零，與杜甫的“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陳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有異曲同工之妙。李煜道：“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歐陽修道：“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绷来巳サ那Ю餆煵ǎ趾螄L不是如離愁別恨一般悠長呢？

　　過片“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jié)”，詩人總是敏感而多情的，“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自古皆然。詞人由自己的傷懷想到古來所有多情人的不幸，將個人情感升華至文人騷客共有的文化心理，正是“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保铣汀秳e賦》）離別已然令人傷心至此，更何況正當秋天晚暮，生命即將消逝之時刻，格外引人悲傷。錢鍾書曾說：“舉遠行、送歸、失職、羈旅者，以人當秋則感其事更深，亦人當其事而悲秋逾甚?！贝藭r悲秋與遠別的雙重傷感，相互交織映襯，構成了生命中最深的苦痛。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柳”與“留”諧音，古人離別時有折柳枝相贈之風俗，因此楊柳自古就是惜別懷遠的象征?！皸盍?，曉風殘月”，再尋常不過的七個字，卻有著貫通千古的力量?！皸盍丁钡拿钐幬ㄔ谄桨淄滋?、“不隔”之美，“南浦”“灞橋”不是柳永的話語；“凄風冷月”“寒風孤月”也不是柳永的心緒，“曉風殘月”的妙處在于清麗但不凄厲，哀而不傷?！都t樓夢》里，香菱學詩時說過：“詩的好處，有口里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睏盍燥L、殘月——看似隨意，不事雕琢，但唯有這樣樸素秀麗的詞句，“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千載之下依然能再現(xiàn)于每一個讀者的心中，才能不斷引起一代又一代讀者的情感共鳴。

　　想到“此去經(jīng)年”，雖有“良辰美景”然而形同虛設，正在于“千種風情”之無由申說。詞人不僅傷感于眼前一時之離別，更是悲痛此后千千萬萬歌日夜里無人、無言、無眠之苦，由實而虛，超越了時空的局限，益見鐘情之殷，離愁之深。更為難得的是，詞自唐五代興起以來，在狀寫男女情意時主要采用“代言”的抒情模式，即多從女子的口吻寫思念情郎的寂寞、悲哀與期盼，如清代詞學家田同之《西圃詞說》所言：“若詞則男子而作閨音，其寫景也，忽發(fā)離別之悲。詠物也，全寓棄捐之恨。無其事，有其情，令讀者魂絕色飛，所謂情生于文也。”但柳永則開始以“自己”為抒情主人公，表現(xiàn)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與心態(tài)，不再僅僅抒寫“春女善懷”的情意，也可直言“秋士易感”的哀傷，拓展了愛情詞的寫作手法與風格境界，這是極為難得的一種開拓，更是《雨霖鈴》能以真摯動人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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