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把邪教稱為膜拜團體（cult）、異端、新興宗教或者破壞性膜拜團體等。我國《刑法》官方英文版將“邪教”譯成“Weird Religious Organization”即怪異的宗教組織。但不論國外的膜拜團體還是中國的邪教，自身的內在性質決定了其社會危害性和破壞性，需要對邪教人員進行心理干預、行為矯正，減輕或消除對社會的危害，對邪教人員進行挽救教育則是中西方反邪教實踐探索出的反邪治本之策。  

　　一、國外對邪教人員進行教育挽救工作興起的原因  

　　19世紀70年代初期，對邪教人員進行教育挽救的工作首先在美國興起。1971年，一個名字叫帕特里克（Patrick）的美國人，是一名政府雇員，他的兒子和侄子在一次外出看煙火中被引誘加入了“上帝之子”組織。加入該組織的孩子們變得不愿意去教堂、學校，甚至不和家人聯(lián)系。同年，塞繆爾.杰克遜夫人（Mrs. Samuel Jackson）聯(lián)系帕特里克，向他講訴了她兒子比利（Bill）失蹤一事。比利年齡已經19歲，所以警方和聯(lián)邦調查局不會找他。比利參與了“上帝之子”組織。這些引起了帕特里克對邪教組織的關注，他開始聯(lián)系其它加入邪教組織人員的親屬，甚至假裝信教加入了“上帝之子”邪教組織，通過親身體驗來了解孩子們深陷其中難以自拔的原因并試圖找到解救孩子們的解藥。最終帕特里克先生得出結論：邪教組織通過“洗腦”把成員“程序化”了，要想消除邪教的精神控制必須通過“程序解除”的過程。就這樣他發(fā)明了“程序解除”的方法并最終離開了他的工作來全職做“程序解除”。帕特里克在用這個方法配合反邪教組織解救自己的孩子以后,把這種方法推廣以救助其它的家庭。帕特里克先生在1976年還寫過一本書《解救孩子離開》(《Let Our Children Go》)來談自己的救助經驗和“程序解除”方法。與此同時，帕特里克和其它加入邪教孩子的親屬創(chuàng)建了第一個反邪教育轉化團體從“上帝之子”解救我們的孩子家長委員會（簡稱FREECOG）。  

　　1978年11月，“人民圣殿教”在圭亞那瓊斯鎮(zhèn)制造慘案后，在該慘案中被暗殺的國會議員的女兒瑞安（Patricia Ryan）一直負責運營警惕邪教網絡（簡稱CAN）。1976年，英國人保爾.羅斯（Paul Rose） 創(chuàng)建了“家庭、行動、信息、資源中心”（簡稱FAIR )，創(chuàng)建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被邪教裹挾的朋友和親戚。同樣，法國最大的兩個民間反邪教組織，也都是由邪教受害家庭倡導成立。1975年成立的“保衛(wèi)家庭和個人協(xié)會全國聯(lián)合會”（簡稱UNADFI）和1981年成立的 “反對精神控制資料、教育和行動中心（簡稱CCMM）”，創(chuàng)辦者都是在其子加入邪教后受邪教驅使而自殺身亡的情況下成立了反邪教組織。日本的“奧姆受害者協(xié)會”、“奧姆對策委員會”的成立，是因上九一色村總本部的排污、土地使用等問題與當?shù)卮迕癞a生許多矛盾，加之教團設施內每天傳出的信徒誦經的聲音使村民正常的生活受到嚴重干擾，村民不堪其擾、忍無可忍，為了向法院提出訴訟而成立的組織。加拿大的“邪教信息組織”由邁克爾·科若菲爾德在1980年發(fā)起成立，開始時，他只是為了解救一個誤入邪教組織的朋友，成功挽救朋友的經歷已經被寫成一本書，并在加拿大改編成電影?？迫舴茽柕伦龀闪诉@件事后，親身經歷讓他感到當時社會上關于邪教的信息非常少，所以他萌生了辦理這個反邪教組織的念頭。1994年7月俄羅斯成立的“青少年解救委員會”，是由部分“奧姆真理教”信徒的父母組成。  

　　此外，有些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和機構由專業(yè)人士聯(lián)合建立。比如1979年由美國麻省的心理醫(yī)生克拉克發(fā)起成立的“美國家庭基金會”（簡稱AFF）；有些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和機構由宗教界為捍衛(wèi)正教而成立，如美國的對抗宗派運動(簡稱CCM) 、反宗派運動(簡稱ALM)和宗派觀察(簡稱CO)等，又如在俄羅斯，1992年，德沃爾金帶著主教阿列克西二世的祝福，創(chuàng)辦了“俄羅斯宗教與教派研究中心聯(lián)合會”，這也是俄羅斯的第一個反邪教組織。  

　　由此看來，國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是一種自發(fā)、分散、無序的社會力量自下而上地實現(xiàn)的。國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最初發(fā)端于民間，發(fā)起成立者多是邪教受害者及其家屬、朋友或相關利益受損群體，這種需求土壤決定了國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的活動方式和組織形式最初的目的僅僅是為家長服務,為他們的子女擺脫邪教組織提供幫助，也決定了刻骨銘心的邪教傷害對他們觸動最大，具有極強的志愿精神。  

　　二、國外對邪教人員進行教育挽救工作方法的衍化  

　　國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叫“程序解除（deprogramming）”，后來演變出“脫離咨詢（exit-counseling）”和“戰(zhàn)略互動的方法（Strategic Interaction Approach）”。  

　　國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最開始采用的方法是“程序解除”。程序解除是在家人和親屬的授意或陪伴下，強制教育轉化機構組織志愿人員和雇傭一些“程序解除員（deprogrammer）”到街頭甚至邪教團體中強行將邪教信徒帶離邪教場所，帶到某一秘密場所，進行24小時監(jiān)控和關押，防止邪教人員逃跑或自我傷害，然后由程序解除員向邪教人員提供信息解釋邪教的性質、危害，跟邪教人員進行辯論，這一過程通常要持續(xù)幾天，或者幾個星期甚至更長，直到邪教成員宣布愿意脫離邪教，或騙了教育挽救工作人員假裝宣布脫離邪教為止。  

　　程序解除在一些邪教團體流入歐洲和其它國家后,也被歐洲和其他國家的反邪教組織采用。比如1972年“上帝之子”教主Moon從美國到歐洲傳教，美國的許多程序解除員也尾隨到歐洲解救從美國去的教會成員,其中一些人也就留在那里同歐洲同事一道制止這個邪教的活動，并且伴隨其它新興宗教在世界范圍的發(fā)展壯大,一個更廣闊范圍的教育挽救工作也在北美洲、西歐和其它國家等地區(qū)發(fā)展起來。  

　　20世紀80年代，原來支持程序解除的反邪人士和組織，開始公開反對和批評程序解除。美國著名的反邪教斗士、做過程序解除員的史提芬.哈桑（Steven Hassan），也開始公開反對程序解除，并聲稱自己1980年以來沒有再使用過程序解除。1981年基督教的反邪教組織宣布放棄“程序解除”方法,轉而采取“脫離咨詢”（也有翻譯為“退出勸告”）,強調勸助對象的自愿和方式的合法化。其實脫離咨詢與程序解除的區(qū)別很模糊。  

　　國外對邪教人員教育挽救工作的最新發(fā)展是“戰(zhàn)略互動的方法”（也有翻譯為“系統(tǒng)互動策略”）。該方法由著名的反邪教斗士和邪教問題專家史提芬.哈桑首先提出并在實踐中運用。  

　　“戰(zhàn)略互動的方法”是專家對尋求幫助的邪教受害者家人提供幕后指導，幫助邪教人員家庭形成一個自愿的工作小組，讓邪教信徒家人在平常生活中，利用各種資源和機會對邪教成員進行長期、系統(tǒng)地教育轉化，從而使邪教成員逐漸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回歸社會。  

　　三、國外反邪教育轉化工作的理論基礎------洗腦理論  

　　“洗腦”也被稱為“精神控制”、“強制說服”和“思想改造”，是國外反邪教育挽救工作的理論基礎和支撐，并為民間反邪教運動中盛行一時的強制措施“程序解除”提供了合法性解釋。20世紀70年代，帕特里克先生曾在推廣自己的程序解除時說:“要使受害者擺脫(個人或組織)控制,而后者通常使用的是精神控制的方法。一旦被解救出來,受害者就不再會害怕以往的桎梏,這時就應該鼓勵他主動的思考,使其了解他自身的社會地位,清楚了他自身的安全和安寧都不再受到威脅?！?0多年來，國外有些國家，像法國、比利時等則在反邪工作中全盤接受洗腦理論。  

　　美國從事心理學方面反邪教的專家：馬格利特.辛格（Margaret Singer,1921-2003） 

　　洗腦概念被引入新興宗教中的破壞性膜拜團體及邪教的研究后，獲得了一部分學者尤其是心理學家的支持，用來分析邪教對其信徒的控制過程，其中美國以瑪格利特·辛格(Margaret Singer，1921-2003)最為有名，辛格是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和著名的反邪教人士，20世紀60年代，她開始研究邪教的本質和精神控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精神分裂癥、家庭治療、洗腦和強制性說服，曾就職于美國家庭基金會，也是警惕邪教網絡咨詢委員會成員，是《邪教在我們中間》（《Cults in Our Midst》）這本書的作者。瑪格利特·辛格經常作為專家證人為反邪教與邪教之間的訴訟提供專家證詞，在美國這個迷信專家的國度里，法庭上如果有專家的證詞，勝訴的可能性會提高。  

　　我們不難看出，邪教是人類共同的敵人。盡管世界各國的反邪教育挽救工作必然和各國的歷史傳統(tǒng)、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甚至外交策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從而導致反邪教育挽救工作情況有所不同。同時，通過對國外教育挽救邪教人員工作方法和理論依據的回顧，事實上在反邪教育挽救方面，國外也有很多和我們相似雷同的做法。